汉代农民阶级的浮沉及自耕农的地位变化

汉代，农民阶级中自耕农的地位的变化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汉初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从西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农民阶级曾经历过一场大的变动：汉初，由于废除秦代苛政，又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这首先表现在自耕农的数量增加，如在“复故爵田宅”令下，不仅有大批原来就有一定土地的自耕农，由“聚保山泽”而重新得到土地，而且，许多原来无地的“游食之民”，也在“殴民而归之农”的政策之下，“转而缘南亩”（《汉书·食货志》）。这是农民起义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以前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状态的劳动群众如‘苍头’‘筈隶’‘厮徒’以至‘胥靡’都不多见了。他们大都进入了‘编户齐民’的行列”（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尽管自耕农在汉初的境况也并不美妙，但毕竟比秦代强多了。而且这种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比依附农民一般要好一些，除去封建国家的赋役及高利贷和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史称当时“未有兼并之害”，土地兼并尚未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自耕农经济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所谓“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赞），“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赞），其中也反映了自耕农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自耕农经济的发展是有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因为，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六篇第四章）。汉初70年的经济生产迅速增长显然与自耕农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自耕农的破产　然而，汉初自耕农经济发展的好景不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由于自耕农经济的脆弱性，数十年后，自耕农破产就成为社会问题，到汉文帝时，贾谊就已疾呼“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了。稍后一些的晁错更具体地描述了当时农民——主要是自耕农穷困、破产的状况：(www.xing528.com)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食货志》）

自耕农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政府的赋税成为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尤其是人口税重于地租的赋税制度，和愈来愈沉重的徭役负担，使自耕农的收入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简单的再生产，只好“卖田宅鬻子孙”。自耕农破产的另一原因，则是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豪强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役财骄溢，或至并兼”（《史记·平准书》）。至于富商大贾、王公贵族或依仗权势，或依仗财富并兼土地更是普遍现象。到汉武帝时代，不少自耕农已变为“贫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的佃农、雇农和流亡者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表面化了，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对策，来阻止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150页）。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采取打击豪强的政策，这一政策对延缓自耕农破产虽然有相当作用，但终究不能根本制止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的趋势。所以，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时期农民中的雇农、佃农成分不断增加，如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秋七月的诏书中有“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注曰：“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可见“为人庸作”乃是贫苦农民。租种地主私人土地的和租种国家土地的，都是佃农。佃农租种土地，租率一般在收成的二分之一以上。他们还要代替地主服徭役以及向政府缴纳人头税，雇农所受的剥削就更惨重，他们的生活与奴隶相差无几。佃农和雇农在当时被称为“贫民”或“徒附”。他们处于农民阶级中的最下层。

不过，封建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总是力图将自耕农破产的过程和程度控制在适当的“度”上。所以自昭、宣以后，西汉王朝不断有“减”“免”田租或“复除”徭役的诏令颁布。这种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起到抑制自耕农无限制地沦为雇农和佃农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生产尚能以一定速度向前发展，这就是西汉经济能在武帝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持续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