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时期以前的羌人 羌也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西汉时期他们生活在中国西部。主要分布在今青海、西藏和甘肃西南的广大地区。在西南夷地区和西域南部山区，也有羌族散居。羌人以种落为单位，依随水草，过着游牧生活。种落内部虽已出现私有财产和开始阶级分化，但还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后汉书·西羌传》）。所以其种姓部落甚多。他们居于高寒地带，又以游牧为生，所以“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喜战“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同上）。是一个发展较为落后，而又能吃苦善战的民族。
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汉初，由于北方匈奴势强。羌不甘受匈奴奴隶主贵族役属，在景帝时，有研种羌人首领留何率本族人要求归附西汉王朝直接管辖，西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陇西郡的安故、狄道、临洮、氐道诸县和武都郡的羌道县境内。武帝时伐匈奴，先后置河西四郡，并渡黄河、湟水筑令居塞，其目的之一就是隔断匈奴与羌的联系（见前一章），但羌为匈奴右臂，他们联合反汉始终是西汉时期之大患。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入五原（今河套地区），西羌也趁机反汉，围抱罕（今甘肃临夏），合约攻令居。这次叛汉的羌族主要是先零羌和封养、牢姐羌共十余万。西汉政府亦派十余万步骑镇压。经过五六年战争才将叛乱平定，部分羌人逃往西海（今青海）盐池一带。这次战争使西汉政府统治势力达到湟水流域，屏羌人于湟水南岸，汉政府一方面因山修塞，移迁内地人民实边；另一方面设置护羌校尉，管理塞外羌人事务。切断了羌与匈奴的直接联系。此后，四十余年间汉与羌之间没有战争。
宣帝时的羌人叛乱 昭帝时，羌人尚无任何不利于西汉政府的行动。当宣帝地节、元康年间，西汉政府在车师与匈奴展开激烈的角逐之时，羌人就蠢蠢欲动。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时，有先零羌头目要求渡湟水向北迁徙。这本与汉政府隔断匈奴与羌人联系的策略背道而驰，但义渠安国却未识破此举动机，替羌人上奏。时任后将军的赵充国立即察觉到这是羌人叛乱的前兆，劾义渠安国奉使不敬，并提出加强战备，积谷二百万斛于金城的建议，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后来，羌人果然擅自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羌与诸种豪首领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不久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联络，准备共同击鄯善、敦煌，以绝汉王朝通西域之路。西汉政府又派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安国至，先召羌人首领三四十人斩之，又纵兵斩首千余羌。结果，激起诸羌举行更大的叛乱，以归义羌侯杨玉为首，劫掠小种诸羌攻城邑、杀官吏，竟与匈奴遥相配合。神爵元年（前61年）匈奴单于虚闾权渠亲率十余万骑南旁塞，遥应羌乱。赵充国率四万骑屯沿边九郡，匈奴闻风丧胆，不战而退。但是，进兵湟水直接对付羌人的义渠安国，却在浩
（治所在今甘肃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被羌人将其三千骑兵打败，损失惨重，狼狈而归。这样，羌人的叛乱增加了西汉政府征匈奴的困难。如何平息这场叛乱，成为当时之急务。
此时，赵充国刚还京，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向他询问：谁可任平羌将领？赵充国不顾连续作战之辛苦，毛遂自荐地说“无逾于老臣者”，勇敢地担起安羌之重担。
赵充国安羌之策略 赵充国，字翁孙，生于公元前137年。原籍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随着武帝开发河西的事业而移居令居县（今甘肃永登西北庄浪河右岸），这是一个战略要地，羌人和西汉政府都极力要控制它。史称赵充国“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汉书·赵充国传》）。这与其自幼生活环境必有一定关系。23岁的赵充国即投军为骑士，曾参与西汉同匈奴的重要战争，如天汉二年（前99年）赵充国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的部曲假司马，在被匈奴围困之际，赵充国竟率一百余人带头杀出重围，使全军得救，致使他身被二十余创。武帝得知后，破例在宫中亲自召见这一低级军官，后因屡立战功升至将军。这些经历使赵充国具备解决羌人叛乱的才能和勇气。
神爵元年（前61年）四月，76岁的老将赵充国受命到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北），亲赴前线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六月开始军事行动，率一万人突进湟水流域。
赵充国出兵的战略目标，不是追求眼前军功，而是谋求边境的长远安宁。为此他用兵示威而立足于抚。对诸羌采取分化瓦解政策，他主张主要打击为首叛乱的先零羌，而对随从叛乱的䍐、开诸羌不问。这确不失为较为实际的安羌策略。
但在实现这一策略的时候，却遭到来自朝廷的阻力。以酒泉太守辛武贤为代表的一批官吏，不同意对诸羌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反而主张先击䍐、开羌，且鼓吹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宣帝竟批准了这一种不切实际的计划，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令赵充国助兵，七月开始向䍐羌进攻。赵充国并未盲目服从诏令，上书陈述先诛先零羌之理由。这次上书震动朝廷。赵充国上奏于六月戊申（二十八日）送出，七月甲寅（初五）即得到玺书回报，宣帝又批准了充国的战略。
得到诏书后，充国即率兵攻先零羌，大胜。羌人弃辎重欲渡河水逃走。充国不急追，使其不拼命顽抗，结果羌人自行落水溺死者数百，投降及被斩首者五百余。汉军得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辆。兵至䍐羌地，汉军不烧杀。后来䍐羌感汉军威德，果不战而附。(www.xing528.com)
在赵充国胜利进击中，已有万余羌人投降，按照充国计划：不必急于继续进攻，羌人不久即可溃散，只需屯田“以待其敝”即可。但宣帝竟又相信辛武贤等言，令赵充国与辛武贤、许延寿等继续乘胜进攻。
赵充国的《屯田奏》面对宣帝的诏令，赵充国又一次抗旨，他冒着不服从圣旨、得罪外戚许延寿的风险，上书陈述不宜急于进击和屯田湟中的必要。前后三次反复说明自己的计划，并回答宣帝的问难。每次书奏，宣帝都交公卿大臣议论。支持充国的大臣，最初只有十分之三，后来增至一半，最后竟有百分之八十的大臣同意充国的战略。这一计划终于得到宣帝的批准。
赵充国的战略计划主要精神是，不急于向羌人进攻，而屯田湟中。因此，可将他的这几次上书概括为《屯田奏》。
在《屯田奏》中，赵充国十分详尽地提出了实施办法：计汉军所得羌人之田约二千顷以上，充国准备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步兵一万零二百八十一人实行军屯，每人二十亩。这样做既省军费及转输的开支，又使汉军得以长驻肥饶之地，而羌人被迫处于贫瘠之处，日久必自相分散叛离，待来年开春即可乘其敝而击败之。为说明屯田的战略意义，奏书举出“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汉书·赵充国传》）。强调屯田的作用不仅可省军费，息徭役，而且使居民不失农业，又以武备使羌人自溃，最后达到羌人“不战而自破”（同上）的目的。这一奏书，既提出破羌的战略指导思想：“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同上）；又提出十分具体的实施办法，甚至如何节约军饷开支，充分发挥屯田战士作用的问题都考虑到了。[185]所以得到大多数朝臣的支持和皇帝的批准，是十分自然的。《屯田奏》是对汉代西北屯田的理论总结。
但是，宣帝在诏准赵充田《屯田奏》的同时，也同意辛武贤的出击方案。从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宣帝诏准赵充国的方略是无可奈何的，而对辛武贤、许延寿则是深信不疑的。也反映宣帝本人是力主进击羌人的，早在神爵元年五月任命辛武贤率兵出击时，宣帝就宣布“阵却适（敌）者，赐黄金十斤”（见《敦煌木简》）[186]，显然是极力支持急于进击的主张的。因此，赵充国的方案尽管得到诏准，但仍要冒极大风险，如其成效较辛武贤等进攻羌人取得胜利稍差，其后果是不难预料的。
破羌胜利屯田成功 在宣帝“两从其计”（《汉书·赵充国传》）的自相矛盾的诏令下，辛武贤、许延寿率兵向羌人出击，赵充国之子赵卬也以中郎将身份随从出击。赵充国则督兵屯田。结果，三将于神爵元年十二月出击均取得胜利：辛武贤破敌斩首二千余人，许延寿得降敌四千余人，赵卬也得二千余人。但屯田的赵充国则不出即坐得降羌五千余人。充分显示出“因田致谷，威德并行”（《汉书·赵充国传》）的巨大效力。在事实面前，宣帝终于相信赵充国安羌方略是可靠的，于是下诏罢兵，独留赵充国在湟中屯田。
赵充国以屯田方法威服叛羌，在短时期内取得很大成效。到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降羌已达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及饥饿死者五六千人，斩首总计七千六百级，盘踞南山的残余叛羌只有四千人了。赵充国认为这些残余已不足以重军镇压，交给羌靡忘去处置。于是上《请罢屯田奏》，得到宣帝批准后振旅而还。是年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兒库果然共同杀掉叛首先零大豪犹非、杨玉等，率残余的四千余羌众来降。羌人叛乱至此彻底解决，以后在西汉一代虽有小乱，但皆不足为患了。[187]西汉政府还发给一些地区的羌族首领“汉归义羌长”印，让他们代表汉朝政府管理这些地区的羌族。甚至在新疆泥雅于什格提遗址内也发现过这样一枚印章。说明西域的羌人首领也接受了西汉政府的委任。[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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