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时期政治:统治政策、吏治与法律变革

昭帝在位仅十四年，元平元年（前73年），四月，二十二岁即病死。接替他登上皇帝御座的是汉宣帝刘询。宣帝统治共二十五年（前73至前49年），这期间的政治基本是昭帝时的延续。

刘询继位　刘询得以登上皇帝宝座，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

昭帝死后，因无后，群臣举广陵王刘胥继位。广陵王刘胥是武帝子，其人“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汉书·武五子传》），本不孚众望。但因在武帝诸子中，当时只有他尚在世。故仓促之中，霍光等即征刘胥准备继承帝位。但尚未登基，就有大臣奏广陵王胥不可承宗庙，于是又改迎昌邑王刘贺继位。刘贺系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六月受皇帝玺绶，七月就又被霍光等废黜。昌邑王被废，史书记载似乎由于他“素狂纵，动作无节”等等原因。这或许皆是事实。但不可否认，其主要原因则是霍光对他的不满。首先，由于刘贺刚愎自用，不从人谏，如在国时曾有多人劝谏他“畏慎自省”，勿信“谗谀”。他不仅“不用其言”，而且“终不改节”（《汉书·武五子传》）。其次，因昌邑王在国日久，已有一批心腹，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就将原来的属于自己势力的一批大臣带入朝中，这批人是能与霍光分庭抗礼的，据《汉书·霍光金日䃅传》记载：昌邑王被废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唐颜师古注曰：“悔不早杀光等也。”由此可见：“昌邑群臣”是一股不小的势力。而这股势力同霍光是不能两立的。因此，霍光对昌邑王贺不满，终至以种种罪名，甚至连“私买鸡豚以食”“弄彘斗虎”这些名副其实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罗织起来，构成其被废的罪状（见《汉书·霍光金日䃅传》）。这样，刚刚在皇帝御座上坐了不到一个月的刘贺，就又被霍光拉下，被废到汉中房陵县去了。

接着的问题是由谁来继位。当时皇族近亲中，死的死，被株连的被株连，唯有刘询最近。刘询为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刘据原有三男一女。当“巫蛊之祸”刘据被害死时，刘询仅出生数月，其父史皇孙也被处死。询被廷尉监丙吉保护并送至民间收养。后遇赦，始归掖庭养亲，被称为皇曾孙，暴室啬夫许广汉以女妻之。询自幼在民间，后又入掖庭，与诸王不同，左右无众多心腹幕僚。当时又只有十八岁。这对于喜弄权的霍光来说，无疑是较为理想的皇帝。于是，当元平元年（前74年）六月昌邑王被废后，刘询就继帝位，是为宣帝。

宣帝时代的统治政策　宣帝即位初期，霍光依旧专权。宣帝对霍光“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霍光金日䃅传》）。但在为政方针上二人并无分歧。因此，终宣帝之世，其统治政策基本上是昭帝时代的继续，保持着为政以宽的精神，使“民安其业”（《汉书·宣帝纪》），社会进一步稳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

首先，继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宣帝时期曾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据统计：仅减免“田租”或“租赋”明确记载的就有六次，是西汉王朝各代皇帝最多的。[182]仅此一点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但与其他方面的赋税徭役联系起来考察，就可看出宣帝之世的农民较武帝时负担轻得多了。如算赋、口赋也屡有减免：地节三年（前67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甘露二年（前52年）“减民算三十”，五凤三年（前55年）“减天下口钱”（《汉书·宣帝纪》）。宣帝之世还将公田借给贫民耕种：地节元年（前69年）“假郡国贫民田”并贷给种子、食物。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减天下盐贾（价）”（《汉书·宣帝纪》）。五凤四年（前50年）又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见《汉书·食货志》及《汉书·宣帝纪》）。于徭役也较为轻省。这一切均与昭帝时施行的政策是一致的，比起武帝时的繁重征发不能不说是“轻徭薄赋”。

比起昭帝统治时期，宣帝时的统治政策尤以吏治最为突出。宣帝与西汉许多皇帝不同，因其“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汉书·循吏传》）所以注重吏治。特别是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宣帝时期的吏治突出地表现了“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足以知吏称其职”的特点，史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汉书·宣帝纪》）。(www.xing528.com)

宣帝很重视官吏的选拔，尤其对刺史、太守的委任和考察更为认真，常常亲自过问。他还认为：地方官太守不宜经常变动，否则“下不安”，所以，二千石吏有治绩者，“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汉书·循吏传》）。故所谓“良吏”，在西汉一代以宣帝时为最多，如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皆为宣帝时期有名的“循吏”。这些“循吏”一般均有以下三个特点：（1）执法公平。对于豪门权贵犯法者，也敢于依法惩办，如赵广汉任颍川太守时，“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2）恩威并施。这些“循吏”同“酷吏”不同，他们统治的手段不仅用刑罚，更重要的是重“教化”。在镇压农民反抗时，常常是以分化瓦解的方法处理，如龚遂为渤海太守时，对于武装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加以区别：“诸持鉏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结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汉书·循吏传》）。又如黄霸为官“力行教化而后诛罚”（《汉书·循吏传》）。“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等等，多是如此；（3）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循吏”的统治往往显得“宽”，“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汉书·循吏传》），得到时人的好评，当然，实质上所谓“循吏”不过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和策略的官吏，其压迫和统治人民的本质与“酷吏”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为政宽简在某种情况下，如昭宣时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对稳定封建统治，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是有一定好处的。

宣帝时期的法令、刑狱也较武帝时为清平，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宣帝时）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因此宣帝特下诏置“廷平”以防止“决狱不当”“不辜蒙戮”。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举以“明察宽恕”著称之黄霸为廷平。不仅如此，宣帝还常常临未央宫之宣室殿，亲自审理重大刑狱。后来，涿郡太守郑昌又上疏，请删定刑律。不过，未及实现。

总之，在宣帝统治时期，西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同昭帝时期一样是较为宽简的，其基本精神仍是“与民休息”。因此，在昭帝统治的基础上“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汉书·宣帝传》）“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汉书·食货志》）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未有的升平景象。

对昭宣“中兴”的评价　如上所述，自武帝死后，西汉历史上确实又出现了几十年的兴盛景象。历来都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昭宣中兴”，本书也借用这一为大家熟悉的称谓作为本章标题。过去的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所谓“中兴”评价甚高，如班固将其与殷高宗或周宣王统治时代相提并论：“孝宣之世……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汉书·宣帝纪》）并且把这“中兴”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昭帝、宣帝、霍光等帝王将相个人身上，如说“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矣，汉昭帝是也”（《资治通鉴》卷23引李德裕论）；“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汉书·循吏传》）；“宣帝亲政，又以其旧劳于外，知民生之疾苦，与吏治之得失，颇能综核名实之故也”（《秦汉史》第158页）。

不可否认，“昭宣中兴”是封建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而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昭、宣帝和霍光等这一些封建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把“中兴”的局面出现全都归结在个别帝王将相身上，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不仅因为直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是广大劳动群众，所谓“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就反映出“流民”即劳动群众与财富增长的密切关系，而且就是昭、宣这些帝王将相也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恩格斯《致斐·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从昭宣时期的历史潮流考察，当时的西汉社会尚有发展的余地，这是由于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使社会积累一定的财富“民人给家足”（《汉书·食货志》），生产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虽然经过武帝几十年的挥霍，致使财政经济出现危机，阶级矛盾尖锐化。然而社会生产力毕竟没有到达发展的尽头。因此，当武帝死前几年“悔征伐之事”（《汉书·食货志》），停止了大规模战争，调整了政策以后，使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所以，在昭、宣时期很快又出现繁荣、兴旺的社会景象。昭、宣时期的社会发展，归根到底仍是在人民群众推动下的结果。而昭、宣帝及霍光等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则是适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完成了他们各自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