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盐铁会议辩论全揭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执政的霍光以昭帝名义发布诏书，命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召集贤良文学六十多人于朝廷，以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汉书·食货志》）为议题，对政府现行政策举行一次大规模讨论会。这就是西汉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召开的原因“盐铁会议”是为了解决地主阶级内部在政治上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而召开的。但是，会议的结果，不仅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激化了矛盾。只好采取流血斗争的形式，结束这一争论。

原来，汉武帝弥留之际，所确定的四名辅政大臣，其政治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霍光同桑弘羊之间，对于武帝死后应当执行何种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霍光的主张，在上述问题中已经反映出来。这种主张实际是继续执行汉武帝死前，在轮台诏书中宣布的“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但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则对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无动于衷，尽管在这一诏令中武帝否定了桑弘羊等人关于加重口赋和屯田轮台的建议，并指出这是“扰劳天下”，“重困老弱孤独”的办法。然而并未使桑弘羊认识到应当改变汉武帝前期所推行的那种加重赋税、严刑峻法、兴师动众、好大喜好的政策。因此，在武帝死后，霍光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首先必然遭到桑弘羊的反对。

霍光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对立，反映了统治阶级中间已经正式分成两个政派。早在武帝去世之前，太子刘据尚未被害之时，在当朝大臣中，就以主张采取缓和手段进行统治的刘据为焦点，分成“宽厚长者”和“深酷用法者”两派，前者“皆附太子”，后者对太子“皆不悦”甚至“毁之”（《资治通鉴》征和二年）。后来，太子据虽然因“巫蛊之祸”而死，但在大臣中的政治分歧并未因此解决。而作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在制定和执行西汉政府的重大策略和政策方面，又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霍光大权在握，推行“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政策，但桑弘羊同上官桀等人勾结起来“皆数以邪枉干辅政”（《汉书·昭帝纪》），与霍光唱反调。这样，在昭帝即位后的几年中，统治阶级中两种不同的政见，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霍光根据杜延年的建议，以昭帝的名义，发布举贤良文学的诏书。次年（前81年），又以昭帝的名义，命令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召集上年所举的那批贤良文学六十多人于朝廷，进行辩论。贤良文学按照霍光的意图，对桑弘羊进行猛烈的围攻和抨击。桑弘羊也作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答辩。由于争论的中心是与政府是否实行盐铁专卖有关。所以历来把这次关于政策的大辩论称之为“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内容　这次“盐铁会议”讨论的内容，在《盐铁论》中留下了全面而系统的记载。[179]通过对《盐铁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盐铁会议的内容有具体的了解。

这次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封建官僚，即大夫、御史等为另一方，围绕西汉政府实行的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进行辩论，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

（1）关于盐铁官营的问题

盐铁官营是桑弘羊在汉武帝时代提出解决西汉政府财政危机的一种措施，这种措施在当时的确起过一定作用，保障了对匈奴战争的后勤供应，加强了中央集权。可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不少流弊：由于经营盐铁的乃是官吏，而这些官商“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盐铁论·刺权第九》），发了大财，但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则是价高质差的恶铁苦盐，以致不少贫苦农民“木耕手耨，土啖食”（《盐铁论·水旱第三十六》），对生活和生产的影响很大。如果说，这些问题在进行战争时急于解决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还不太突出的话，那么，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暂时停止，特别在昭帝即位以后，就显得十分严重了。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首先提出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事业，说盐铁官营是民生疾苦的根源。

桑弘羊则坚持不能罢，虽然他也承认：在盐铁官营中“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盐铁论·复古第六》），但认为这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不仅为了养战士，而且在赈灾，修水利等方面的经费也要靠盐铁的收入，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地方豪强势力膨胀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是不能废弃的。

（2）关于同匈奴和战的问题

同匈奴的关系是西汉政权建立以来重要的问题。如前所述，在武帝以前，汉对匈奴抱着妥协、退让的态度，在汉武帝时经过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匈奴势力已大大削弱，不能构成对汉王朝和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形势有了根本改变。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提出：同匈奴“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盐铁论·击之第四十二》）。这是符合当时“与民休息”的方针的。不过，贤良文学的理论却是十分迂腐的，他们认为“武力不如文德”，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盐铁论·世务第四十七》）就可以感化匈奴，维持和平的局面。显然，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谈。

正因这样，桑弘羊的反驳才显得有说服力，他认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使其降服，并指出：匈奴虽“挫折远遁”（《盐铁论·诛秦第四十四》），但由于武帝死后“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盐铁论·伐功第四十五》），并未使匈奴降服。桑弘羊的看法尽管有一定道理，不过并未考虑到武帝后期形势的变化以及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的实际。因而也是不合时宜的。

（3）关于法治和德治的问题(www.xing528.com)

“德”和“法”本来是地主阶级统治政策的两手。西汉自董仲舒提倡尊儒以后，儒家的德政和法治往往是相互配合，以严刑峻法同德治教化相辅相成进行统治。不过，一般地说，当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严刑峻法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德治教化则有利于矛盾的缓和，所谓“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民谋主”（《盐铁论·周秦第五十七》），这是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

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向当政的桑弘羊等人提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盐铁论·诏兴第五十八》）并揭露了单纯依靠暴力的法治政策给社会造成的恶果，如株连酷刑“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不仅百姓深受其害，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因此，应当推行德治政策。贤良文学的这种主张，在汉武帝时董仲舒、主父偃、严安、徐乐的上书和东方朔的言论中就已提出。[180]不过，那时因阶级矛盾尚未达到尖锐化的程度，这种主张并未引起武帝的重视，而到阶级矛盾较为尖锐的武帝末期和昭帝即位之初，就显得“禁苛暴”“缓刑罚”推行德政十分必要了。

然而，桑弘羊则坚持要推行以暴力镇压为主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严刑峻法的威力是无穷的，“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盐铁论·刑德第五十五》），拒绝实行缓和阶级矛盾的德治政策。这不仅同那些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的贤良文学形成对立，也不符合汉武帝轮台诏令的主张。因此，桑弘羊在政治上不免陷入被动地位。

（4）“仁义”和“权利”观点的问题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之间的争论，自始至终贯串着“仁义”和“权利”两种不同观点的分歧。

贤良文学对盐铁、匈奴及刑罚提出的看法，都是基于儒家“仁政”的观点：“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盐铁论·本议第一》）这种看法尽管有些迂腐，但也是针对汉武帝多年兴兵、推行扰民的种种政策提出来的。在需要休养生息的当时，倒不失为一剂良药。

桑弘羊等却坚持：统治阶级的权和利一点也不能放弃：“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巨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盐铁论·刺权第九》）因而强调“法”的作用，而否定“仁义”的德治：“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这种论调同“与民休息”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在盐铁会议上，所辩论的问题涉及西汉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问题，但基本内容不出上述四个方面。

“盐铁会议”的结局和影响　盐铁会议是统治阶级内部对当前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的一场辩论。在辩论中双方的论点虽然不免都有一些偏执之处，但是贤良文学所揭露出的一些问题，确实是武帝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原因，提出的一些主张尽管有些脱离实际，但也有适应当时形势之处。而桑弘羊等人见不到形势的变化，一味坚持汉武帝下轮台诏之前的主张，不仅不符合武帝末年的形势要求，也违反武帝死前的遗愿。这就同忠实地执行武帝遗诏“无所改作”（《汉书·循吏传》）的霍光直接发生冲突。

在盐铁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丞相田千秋对双方的观点虽然并未作出明确的结论，但这次会议并非没有结果。

首先，贤良文学提出的一些主张，揭露桑弘羊——实际是武帝前期政治——政见的一些流弊及对社会的危害，就为昭帝时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舆论上作了宣传。

其次，由于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辩论，符合执政的霍光等人意图，从而使这批贤良文学之士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当时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以后，霍光曾专门召集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汉书·食货志》）。后来宣帝更加接近这股势力“用吏多选贤良”（《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而贤良文学在会上提出的部分措施，如将公田赋予贫民耕种，对还归的流民租给公田，贷给种子、口粮，免除赋税徭役、降低盐价，整顿吏治等等也陆续付诸实行。

最重要的则是促进了轮台诏令提出的“明休息，思富养民”（《汉书·西域传》）的方针得以实施。事实证明：昭、宣时期政府实行的种种措施，基本方面均是“安民”（《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即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鼓励发展生产，与匈奴保持和亲友好。这就缓和了阶级矛盾，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同时，也是对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深酷用法者”的官僚集团沉重的打击。

因此，“盐铁会议”是西汉时期在昭、宣统治时代的一次重要的会议。然而，桑弘羊本人并未因这场辩论而退出政治舞台。政见的不同使得他必然同当权的霍光站在对立的立场，因而他参与了当时皇室贵族内部的谋反活动，以至被处死，也是极其符合逻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