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昭帝轻徭薄赋

霍光专权　当公元前86年汉昭帝即位之时，年仅八岁，还是个孩子，朝政实际操在受遗诏辅幼主的霍光、金日䃅、上官桀和桑弘羊四人手中。昭帝在位十二年的政策，与上述四人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汉武帝末年，因匈奴势力已大为削弱，而农民起义趋向高涨。民族矛盾缓和，阶级矛盾加剧，迫使统治阶级改变大规模的征伐，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一些措施，以稳定统治。武帝临死前的两年发布轮台诏令，就是其政策转折的标志。发布轮台诏令后，武帝就着手物色可靠的人物以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在他物色的四个人中，尤以霍光特别受到信任。霍光是霍仲孺之子，仲孺曾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家侍者卫少兒通而生霍去病，仲孺归家后又娶妇生霍光。后来卫少兒之妹卫子夫嫁给武帝立为皇后，霍去病也以“皇后姊子贵幸”（《汉书·霍光金日䃅传》）。去病知道仲孺为己父后，即给仲孺买田宅奴婢，并将霍光接至长安，始任郎，继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迎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同上）。武帝去世前“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同上），决意让他辅佐少子弗陵，并赐给他一幅周公负成王会见诸侯的图画，表示对霍光的信赖和希望，武帝对霍光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同上）。在立太子时，武帝下令处死鉤弋夫人，也无非是为霍光执政扫除可能的干扰。因此，昭帝即位时“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其余三人，在武帝看来是可以信赖的：金日䃅原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元狩中，霍去病征匈奴，休屠王被杀，日䃅被送至长安，在宫内养马。在偶然的机会被武帝看到其“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不久就封他为马监，继而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䃅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汉书·霍光金日䃅传》）。同金日䃅受到武帝信爱一样，上官桀也以对武帝的“忠”而受到擢升，由羽林期门郎迁至未央厩令，又升至太仆。[178]桑弘羊则因推行经济改革措施，取得成功，受到器重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四个辅政大臣中“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䃅，左将军上官桀副焉”（《汉书·昭帝纪》）。桑弘羊虽也受遗诏辅政，但比前三人则地位稍低。因此，朝政皆操于霍光手中。在昭帝即位初期，实际是霍光秉政。

事实证明霍光专权是忠实地执行了武帝死前规定的政策的。史称其“因循守职，无所改作”（《汉书·循吏传》）。具体地说就是执行“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昭帝纪》）的政策。

“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　汉昭帝时期西汉政府提倡农耕，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发展生产。据《汉书·昭帝纪》记：始元元年（前86年）“上耕于钩盾弄田”应劭注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八九岁的小孩当然只知道玩，但是秉政者让他一即位就在表示“亲耕籍田”，这不能不说是有政治意义的举动。接着就于始元二年（前85年）“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昭帝纪》）。这是自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以来，七十二年间第二次免除全国的田租。始元六年（前81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同上）即宣布：凡制度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只准按规定收租。唐颜师古注曰：“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也就是说将武帝时的繁重赋税改为较清简了。终昭帝一代，政府不断地提倡发展农业生产，并减免各种徭役赋税。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又一次“耕于上林”（《汉书·昭帝纪》）。直到死前的元平元年（前74年）还下诏宣布“天下以农桑为本”（《汉书·昭帝纪》），表示重视农业生产。(www.xing528.com)

除减免田租以外，昭帝时对其他各种赋税也不断宣布废除或减免。如对于口赋，曾多次减免。口赋乃是普通人民的沉重负担，因是按人口征税“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汉仪注》见《汉书·昭帝纪》引如淳曰）不依土地和财产的多寡，所以口赋实为劳动人民主要负担。元凤四年（前77年）昭帝宣布“毋收四年、五年口赋”（《汉书·昭帝纪》），元平元年（前74年）又下诏：“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汉书·昭帝纪》）。

其他杂税也不断减免，如元凤四年（前77年）下诏“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前79年），“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汉书·昭帝纪》）。所谓“马口钱”即“有马”者按牲畜头数出税（见《汉书·昭帝纪》文颖注）所谓“租及六畜”（《汉书·昭帝纪》如淳曰）这时汉武帝时规定的一些苛捐杂税，昭帝时亦宣布免除。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昭帝时期为减少“谷贱伤农”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曾宣布过可以用粟当赋上缴，不必换成钱，如元凤二年（前79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六年（前75年）又下诏“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菽粟当今年赋”。这样做减少了农民所受的一层剥削，当然是有利于农民的。

一些不利于生产的徭役及禁令，也被废除，如始元四年（前83年）下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汉书·昭帝纪》）即减少或免除人民供给政府马匹的徭役负担。同时解除景帝时禁止马匹出关的规定（《汉书·食货志》）。这一切，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当然，这一切均不是根本的改革。只不过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地主统治者迫不得已在个别政策方面做的一些调整。即使这样，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也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武帝末年的凋敝状况，到昭帝时就有了很大改变，“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昭帝纪》）。“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书·食货志》）。这些记载，反映了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不能不说与统治阶级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