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阶级矛盾尖锐化、斗争激化

阶级对立的深化武帝时期连年的战争以及种种好大喜功的举动，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虽然政府在财政方面施行了一些措施，部分地解除了危机。但也仅仅是使汉王朝暂时渡过“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汉书·食货志》）的难关。而整个社会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愈来愈尖锐。

武帝时期的贵族官僚地主对人民的掠夺，是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原因。一些官僚地主，常常依持权势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任意杀人，如济东王彭离“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史记·梁孝王世家》）。这些贵族杀人掠财是肆无忌惮的，他们掠夺财物的主要目标是土地，如衡山王“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武安侯窦婴“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丞相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等等不胜枚举。[175]地主阶级的掠夺和土地兼并，使财富迅速集中，贵族、官僚、地主将剥削来的财富肆意挥霍，过着荒淫、腐朽的奢侈生活，汉武帝就是为首的一个。他在位时“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汉书·扬雄传》），为满足其嗜欲，大修苑囿，广搜奇珍不惜使农、工失业、百姓流离。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主贵族竞相奢侈。挥金如土，如“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鵁鶄，俸谷一年费二千石”（《西京杂记》卷2）。大地主“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弹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西京杂记》卷4）。类似的记载在史籍中还可举出很多。[176]地主阶级的奢侈享乐，自然是同加重对人民剥削紧密相连的。

封建政府在政治上的苛暴，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严刑峻法，沉重的赋税、徭役以及贪官聚敛在武帝统治时期成为政治上突出的特点，董仲舒就明确地对汉武帝说：“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汉书·董仲舒传》）《汉书·刑法志》记载：“及至季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据记载：武帝初年“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史记·汲郑列传》）。这种悲惨现象愈到后来愈普遍：武帝初年有数年灾荒“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以后凡遇水旱灾荒就有大批饥民被饿死、冻死，甚至人吃人的现象，见于记载的有：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汉书·武帝纪》）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汉书·武帝纪》及《汉书·五行志》）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汉书·武帝纪》）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平原、渤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汉书·魏相丙吉传》）(www.xing528.com)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汉书·五行志》及《汉书·武帝纪》）

到后来连关中首都附近地区也发生大批冻死人的现象：“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踡蹜如蝟，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西京杂记》卷2）到武帝末年、昭帝初年，这种悲惨状况愈演愈烈：“（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汉书·武帝纪》）；“（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上述记载当然只是实际情况的很小部分。但从这些片断的记载中，就可窥见：在汉武帝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日趋深化，到武帝末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方面是荒淫无耻的享乐，一方面是“穷急愁苦”（《汉书·董仲舒传》）；一方面是“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另一方面则“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汉书·食货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逐渐深化的阶级对立，必然导致以对抗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

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　广大的被压迫群众，首先是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始终坚持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在武帝统治初期，表现为个别的、或局部地区的人民逃亡，或武装斗争。到武帝统治末年，便发展为大规模的脱离户籍流亡和举行武装起义。

如武帝即位不久，就有“盗贼并起，亡命者众”（《汉书·贡禹传》）。元狩年间（前122年至前117年）也有“寇贼并起”（《汉书·贾捐之传》）。这里所记的“寇”“贼”就是进行武装反抗的劳动人民。“亡命”者就是逃亡的人民。他们用这种手段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汉武帝统治的几十年中是史不绝书的。如《汉书·西域传》赞：“（武帝时）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盐铁论·西域》记文学曰：“（武帝伐大宛）当此之时……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这时的反抗斗争已经发展到不小的规模，地方官已经无力镇压了。

到武帝末年，人民的反抗斗争发展为大规模的流徙、逃亡以至聚众起义，使得统治者心惊胆战，不得不设法寻找对策。如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这样多的“流民”使统治者不能不慎重对待，就连丞相石庆也不得不引咎自责，承认自己“罢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尽管如此，依然不能制止住人民的流徙、逃亡，而且斗争的烈火愈烧愈旺，终于发展为武装起义。“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这些“群起”的“盗贼”中，见于史册记载的：“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其中“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史记·酷吏列传》）。这些起义的农民同地主阶级武装展开殊死战斗，此伏彼起，成为武帝统治末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如：天汉二年（前99年）“泰山、琅邪群盗徐㪍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前97年）“……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汉书·萧望之传》）。起义遍及各郡，已不是零星的、小股的活动，而往往是各郡同时爆发，或前后呼应，使地主阶级政府的官吏十分惧怕：“十贼弩，百吏不敢前。”（《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就连皇帝也忧心忡忡：“盗贼并起，逋亡不止，良家被害，为圣主忧。”（《全汉文》卷24《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

汉武帝忧心忡忡是有缘由的，因为这些起义群众，斩不尽，杀不绝，地方官吏畏罪不敢如实报告，“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结果“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史记·酷吏列传》）。后来，武帝派绣衣使者到各地督战，将镇压农民起义不力的地方官吏处以重刑，“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汉书·元后传》），但这也并未能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最后，逼得武帝不得不罢兵，下罪己诏，对人民施行一点让步，以缓和阶级矛盾“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全汉文》卷73《难夏育请伐鲜卑议》），“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汉书·西域传》赞）。然而，汉武帝的“与民休息”政策尚未及实行，就已离开人世。于是，汉昭帝就“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赞）的局面，登上了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