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五战局重开与汉军的失利

武帝末年，自天汉（前100年至前97年）经太始（前96年至前93年）、征和（前92年至前89年）至后元（前88年至87年）年间，汉与匈奴重开战局，但汉军已不能保持前一时期的优势，而不断失利。

苏武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取得很大胜利（见下节），武帝欲以李广利得胜之师制服匈奴。当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假意对汉卑谦，声称“我儿子，安敢望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汉书·匈奴传》）并将以前扣留而并降服的汉使放回。

武帝见匈奴表示和好，就派中郎将苏武为使，以中郎将张胜和假使常惠为副出使匈奴，送回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臣，并持厚礼作答。不料，苏武等到匈奴后，单于态度十分傲慢，正巧在匈奴中又有人准备谋劫单于母阏支而降汉，事未成被单于发觉，连及副使张胜。单于怒欲杀死苏武等汉使，经匈奴贵人劝阻，决定召苏武等投降。苏武为杜陵人苏建之子，为人重气节，坚不投降，自称“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决定自杀。经抢救才得脱险。匈奴以威胁利诱的方法劝苏武投降，均遭到苏武义正辞严的拒绝。后来，单于将苏武囚禁于曾装米的空窖中，不供给饮食。天降雨雪，苏武就吃雪，吞旃毛充饥，竟数日不死，这种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使匈奴大惊，就将苏武迁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无人处牧羊，并规定；要公羊产子才得归。这显然是决意将苏武无限期流放下去。

苏武在北海历尽艰辛，常掘野鼠穴觅食，但所持之汉节，从不离身，表示不辱使命之坚贞意志。后来，丁零人又将苏武所牧之牛羊盗走，使他更加困窘。但任何困苦亦未动摇苏武对汉朝的忠心。

在苏武使匈奴的次年，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匈奴单于企图利用李陵劝苏武投降，苏武向李陵晓以大义，结果李陵不仅未能使苏武投降反而被苏武的精神所感动。苏武在匈奴被扣19年，至昭帝时才得归还，出使时尚是壮年的苏武，回来时“须发尽白”（《汉书·李广苏建传》）。

苏武出使匈奴，坚贞不屈，在威胁利诱之下不辱使命，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节，在历史上留下耀目的光辉。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广利失败和李陵投降　就在苏武出使匈奴的次年，即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武帝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李广利是武帝宠后李夫人之兄，曾率兵伐大宛（见下节）。但此次出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最后随百余壮士突围，才得生还，“汉兵物故什六七”（《汉书·匈奴传》）。尽管李广利打了败仗，归来后仍受到汉武帝的安慰，并拜为中郎将。

接着，汉武帝又派因禛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邪山；共击匈奴，无所得而还。

同时，武帝又派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字少卿，“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汉书·李广苏建传》）。曾奉武帝命率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里，后在酒泉、张掖统五千精兵备匈奴。当天汉二年武帝派李广利出兵酒泉时，曾令李陵为李广利负责后勤，运输粮饷。李陵请求自率一队，武帝命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但路博德不愿为李陵作援兵。最后李陵只好自率五千步兵孤军深入。李陵军出居延行三十余日至浚稽山与单于兵相遇，匈奴兵三万余骑兵将李陵率之五千步兵围住，但李陵布阵严密，千弩俱发，将匈奴兵击退，并追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又召集八万余骑兵包围李陵军。李陵率兵边战边退，退至山谷中，杀匈奴首级数千余，最后，五十万矢皆尽，战士用车辐、尺刀与匈奴拼搏，败局无法挽回。李陵原欲自杀，后来想到若能有幸脱围，归汉也好向武帝报告战况。于是令战士尚能突围者，准备粮和水，相约突围至遮虏鄣会合。夜半，李陵与壮士十余人突围，匈奴数千兵追击，结果被匈奴生俘。李陵被俘后觉得“无面目报陛下”（《汉书·李广苏建传》），遂投降匈奴。

李陵的失败固然有一定客观原因，在其投降匈奴后也曾长期感到内疚和不安，痛恨自己失节，甚至伺机反正归汉。因此，当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曾上书为李陵辩解，认为李陵之投降“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报任少卿书》）。因而使武帝大怒，至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情辞恳切，是一篇名作。但无论如何李陵之投降却是不能原谅的，这同苏武之坚持不屈服的气节，成为鲜明的对照。

李陵在匈奴中曾与苏武会面，其对苏武的气节敬佩也反映他本不甘心降敌，只是由于汉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后将其老母及全家杀死，使李陵绝望，从而断绝回归之念。[160]然叛变已成事实，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均改变不了变节之罪名。

李广利投降匈奴　李陵降匈奴后，武帝于天汉四年（前97年）派李广利、路博德、韩说等率兵分别出朔方及五原，派公孙敖率兵出雁门。李广利与匈奴战十余日，其他各军与匈奴接战，均无所得而还。此后五六年双方无甚冲突。这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在公元前96年死去，狐鹿姑单于立，匈奴内部忙于继位问题，暂时停止进攻。汉王朝方面也因发生“巫蛊之祸”而无暇外顾。(www.xing528.com)

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狐鹿姑单于多次向上谷、酒泉、五原进攻，杀死吏民甚众。次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派商丘成率二万人出西河、派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匈奴将部众远徙而北，商丘成追至邪径，未遇匈奴。还军时遭到匈奴派来降将李陵率兵袭击。马通军亦一无所获。李广利一军在羊句山，遇到匈奴，大破之，乘胜追至范夫人城。

正当李广利乘胜追击之时，传来李广利的妻子被汉朝政府逮捕的消息。原来李广利出师之前，曾与丞相刘屈暗中约定，望刘屈

设法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为太子，李夫人即李广利之妹，而李广利之女又是刘屈儿子之妻。所以二人谋图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为太子。不料，此事被内者令郭穰告发，丞相刘屈以大逆不道罪，在六月被斩于东市，而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妻子亦被捕入狱。正在前线的李广利闻此消息十分忧惧。部属中有人劝李广利降匈奴，广利动摇不定，又欲深入邀功，希冀以此救妻子。于是深入追击匈奴至郅居水上。逢左贤王、左大将率二万骑军与汉军大战一日，李广利部下又有人图谋不轨，被发觉处死。汉军撤至速乌邪燕然山，此时汉军已劳倦，单于亲率五万骑杀来，前后夹击，汉军大乱。早已动摇的李广利终于投降匈奴。

李广利之为将，本因李夫人之宠，其伐大宛，击匈奴均系武帝有意安排，使其立功得爵。因而不惜授以精兵重权。但李广利贪欲无限，终因妻子被囚而动摇投敌，投敌后妻单于之女。

李陵、李广利相继投降匈奴，标志着汉王朝同匈奴的战争处于失利时期，这个时期虽然汉王朝也不免有小胜，但总的趋势乃是失败。因此，武帝末年，匈奴对汉朝的态度又傲慢起来，曾遣使致书汉廷，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同时还要求“取汉女为妻，岁给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汉书·匈奴传》）。汉武帝虽未答应这一无理要求，但也可看出匈奴又渐渐凶横起来。不过，终武帝之世，双方未发生大战。

轮台“罪己诏”[161]由于对匈奴长期战争，消耗了汉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结果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武帝统治末期，国库空虚，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汉武帝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不得不停止对匈奴的用兵。尤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汉武帝“悔远征伐”（《汉书·西域传》），对无限制地同匈奴的战争感到得不偿失，正在这时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书，请遣屯田卒在轮台以东屯田，他们提出：“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他们还为这种军事性屯田设计出较为周密的方案：“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这些校尉、假司马的任务即率领屯田卒“益垦溉田，稍筑列亭”。同时严敕边郡太守、都尉，加强边防烽火。这样以屯田所获供应边境戍卒，当是一种好办法。

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举两得的办法，汉武帝也表示不同意。他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汉书·西域传》）这时的汉武帝已经感到：连遣卒屯田这样的事，也是疲弱不堪的西汉王朝无能为力的了。国力急需恢复，人民需要休息。而为缓和已经开始激化的阶级矛盾。这个雄心勃勃、北伐西征几十年的最高统治者，对自己过去滥用武力的行为也不能不表示一点悔过：“曩者，朕之不明……兴师遣贰师将军”，“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传》）承认自己“不明”，无非是笼络人心。然而，这毕竟反映汉武帝已认识到：当时已无力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因此，在这个“罪己诏”中，汉武帝一反以往的方针，公开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同上）这表示：从此不再主动向匈奴进攻，而要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于征和四年（前89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并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这标志着汉武帝的政策开始有根本性改变：由崇尚武功，到重视农耕，对匈奴的战争开始告一段落。不过，在下轮台之诏不久，后元二年（前87年）71岁的汉武帝也就去世了。

如何看待汉与匈奴的战争　总括武帝时代汉与匈奴的战争，总的趋势是汉朝由失败转向胜利，在武帝末年匈奴势力虽又有抬头，但终未能恢复至汉初的形势。当然，对汉王朝说来，匈奴的问题远未能解决，武帝以后一直至西汉末，直至东汉，匈奴才最后不能为患。不过，武帝时代匈奴和汉王朝之间的关系比起以前，则有一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屈辱、妥协变为征服，这是不能忽视的。

与此有关，历史上匈奴同汉王朝的关系及战争性质问题，曾长期为史学界讨论而不能得出一致看法。近年来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所谓中国，不只是指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央王朝，同时也包括了那个中央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先后在四面八方所建立的那些割据政权。”（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见1981年12月8日《人民日报》）既然如此，汉朝政府同匈奴乃是中国境内的两个政权，汉人同匈奴人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就不应将他们之间的战争视为“侵略”和“反侵略”性质，而应视为“中国内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民族对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间进行的战争”（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样的战争不存在是非问题。应当遵照列宁所作的分析：“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70页）。根据这一原则，可以看出：汉代的匈奴是在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奴隶制国家，其向中原王朝的侵扰，对中原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地区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汉武帝要不是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话，那历史就要倒退”（见上引谭其骧文）。因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