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四双方暂停争斗

沉寂的前线　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汉与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战争，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当然，所谓“沉寂”并非没有一点战斗，只是形势稍有缓和而已。

这是因为双方都需要休战。

匈奴自遭到几次打击，特别经过元狩二年（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河西、漠北两次战役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秦以来同中原王朝的力量对比，其势力范围也不得不大幅度地向西、向北转移。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西汉初，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这里说左贤王辖地东界是貉、朝鲜，西界是“直上谷”即今张家口市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而经过河西、漠北战役“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自是后（元封六年），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此时其势力范围已西移至“云中”即今呼和浩特市至包头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而匈奴的王庭更在遥远的北方，可见，匈奴已丧失大片地区，军事实力遭到严重损失。他们暂时已无力单独进攻汉朝边境，只能一面恢复喘息；一面继续压迫、联络其统治下的西域各属国，以便共同进扰汉王朝，所以，匈奴需要暂时的休战。

在汉王朝这一面，也同样需要休战。首先，因在几次战役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国库空虚，“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汉书·食货志》），不得不暂时收缩阵线。而由于匈奴势力向西转移，汉王朝的军事战略部署也不能不随之将重心西移，而西线的战略布置重要的内容即联络西域诸国，但联络西域诸国的前提必须开发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汉书·西域传》）为“断匈奴右臂”，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刻汉王朝政府还要应付其他方面的战事“又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这样，汉朝也需要把同匈奴的正面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双方完全停止了冲突，事实上，边境上的零星战斗仍在不断。汉王朝还准备着继续向匈奴进攻。

在这段战争低沉时期，两位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和卫青先后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和元封五年（前106年）去世。史载：“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汉书·匈奴传》），看来对伐匈奴也有影响。

开发河西的措施　为巩固新取得的河西走廊，保卫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断匈奴右臂”，汉王朝在此期间大力开发河西。其具体措施有以下几项：

置郡。收复河西后，汉王朝先后在这里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159]置郡后，河西地区同内地一样，在统一的郡县制行政系统下正式纳入汉王朝统治版图，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统治，从而促进了各族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生产进步，文化发展和增进各民族团结都具有深远影响。

汉代烽燧遗址（甘肃安西西部）

徙民。置郡以后，汉王朝有计划地向这里进行移民：据《汉书·食货志》载：元狩年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资治通鉴》元鼎六年（前111年）中记载：“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族起事，被镇压后，也“分徙酒泉郡”（《汉书·武帝纪》），还有一些罪犯“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师古注）。以后还不断有贫民、刑徒等被迁徙到这里。不断向河西移民的结果，使这里户口数迅速上升，改变了人烟稀少的状况。至西汉末年河西四郡的人口已达二十八万多人（见《汉书·地理志》），有人估计连同戍卒则达“五十万人”（刘光华《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见《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这无疑对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都有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屯垦。开发河西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屯垦。建郡、移民以后在当地垦田生产，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河西地区自然条件良好，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本就宜于农牧生产。移民后，汉政府又给徙民和田卒提供必需的农具，并注意开发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河西的屯垦在武帝晚年取得成绩最大，将在下章详叙。

由于上述诸项措施，河西的防务工程建设也大规模地兴建起来，“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书·赵充国传》《史记·大宛列传》）。防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对保障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有直接作用。

“和亲”的试探　在此期间，匈奴有意回避汉军，无意进行战争。如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及匈河将军赵破奴分别率兵出九原和令居击匈奴，结果“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汉书·武帝纪》）。显然是匈奴不愿交战。相反，他们不断向汉王朝作“和亲”的试探。

约在元狩末年，伊稚斜单于“遣使好辞请和亲”。这是赵信出的主意，其目的无非是恢复武帝之前汉与匈奴的不平等关系。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因此，汉朝廷大臣虽有认为可以恢复“和亲”的人，但占上风的意见则是丞相长史任敞所提的“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书·匈奴传》），即应臣服于汉王朝才能通好。这一方案同样也不为匈奴接受。结果，谈判破裂，使于匈奴的任敞亦被扣留。

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立。汉、匈双方仍在不断进行通好的试探，但均因各自坚持原来的立场而无结果。如乌维单于初立，武帝即亲自巡狩边郡，三年以后又巡边至朔方，并率兵十八万向匈奴示威，同时派使臣郭吉亲见匈奴单于。郭吉至匈奴虽“卑礼好言”，但口气十分强硬，条件不能动摇，他对乌维单于说：“（今）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汉书·匈奴传》）告诉匈奴：是归服还是决战由其选择。结果匈奴单于大怒，扣留郭吉“迁辱之北海上”（同上）。但仍不扰掠汉边境，并继续不断派使来汉请求和亲。后来，武帝又先后派王乌、杨信出使匈奴，提出令匈奴太子入质方可议和亲，匈奴亦不肯。双方使者往还，也相互扣留使者“必得当乃止”（同上）。总观元鼎至元封十余年间，匈奴不断作和亲的试探，汉朝也有意休战。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其原因在于双方的要求不同：匈奴企图恢复与汉朝大战以前的关系，这在形势早已变化的当时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汉朝则以胜利者自居，要以匈奴为“外臣”，这在一贯以汉王朝为掠夺对象的匈奴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和亲”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和议破裂准备再战　旷日持久的“和亲”试探，终于因无共同基础而破裂，至太初年间（前104年至前101年）双方又开始准备开战。

元封四年（前107年）武帝派王乌出使匈奴，乌维单于伪称愿亲自入汉，“见天子，面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武帝表示欢迎，专为其在长安建邸。但单于又以种种借口不来，而派匈奴“贵人”入汉。不料这位“贵人”在长安患病而死。汉朝派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持厚币以隆重礼仪还送其丧。但乌维单于仍怀疑“贵人”为汉害死，扣留路充国，此后既不提入汉事，亦不派太子来汉，并开始向汉边境骚扰。汉朝于是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屯守朔方，准备出击匈奴。形势开始紧张起来。

元封六年（前105）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庐立。此后和议已陷中断，汉王朝一面加强边防力量，修建工事，如“（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汉朝又加紧分化匈奴力量，因詹师庐初立，年幼，匈奴左大都尉有杀之降汉意，武帝即极力策动，筑受降城迎接，太初二年（前103年）特派浞野侯赵破奴率二万骑出朔方迎接。不过，由于匈奴单于及时发觉，杀左大都尉，出兵击赵破奴，结果破奴所率之军全军覆没。分化匈奴之计划遂告破产。次年詹师庐单于攻受降城，尚未至就死去。

此后，汉与匈奴的战幕又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