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汉王朝反击匈奴的准备阶段

汉武帝即位之后，由建元元年（前140年）至元光元年（前134年），在六七年中西汉王朝与匈奴维持着“和平”的关系。这期间，西汉王朝一方面调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积极进行反击匈奴的准备活动。

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　当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的时候，雄踞于北方的匈奴族正是军臣单于统治时代（前161年至前126年）。早在军臣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和父亲老上单于统治时代（前209年至前161年），匈奴奴隶制国家就已达到“极盛时期”（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第23页）。在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匈奴族富有极大的侵略性，他们不断向中原侵扰，同时还向北、向西扩展势力，将当地的民族征服或赶走，成为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凶悍敌人。如匈奴人将原居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月氏国及乌孙国先后赶到伊犁河畔及康居以南的妫水（阿姆河）北岸。又征服楼兰（新疆罗布泊以南），呼揭（北魏时称护骨，隋唐时的回纥）等西域二十几国，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征服者，并向统治下的诸族征收重税。据估计：在军臣单于前，匈奴所掠的汉人至少有十万多口，所掠的西域各族人，丁零人和西羌人约二十五万口，掠走乌桓、鲜卑、楼烦、白羊等族人亦不下二十万口，总共约五十五万人。这些被掠去的人口均被作为奴隶，供匈奴人驱使，而当时匈奴人口总数也不过一百五十万（见吕思勉《燕石札记·匈奴人口》），其中“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所掠的奴隶竟近本族骑士的一倍。这正反映了匈奴奴隶制国家的特点和本质：它既压榨本族人民，也对邻族进行掠夺和侵略，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军臣单于统治匈奴族的时候，在他即位之初仍是匈奴奴隶制国家的“盛世”，匈奴奴隶主贵族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日益繁荣的西汉王朝。虽然在汉景帝时期匈奴只“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武帝即位的最初几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但这种“和平”、“亲善”的现象仅仅是表面的，在这一层烟幕后面潜伏着时刻爆发战争的危险。

这是因为匈奴奴隶制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停止掠夺。正如恩格斯转述塔西佗所说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队伍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1页）。匈奴正是这样，“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汉书·匈奴传》）。武帝即位之初的暂时和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是以“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汉书·匈奴传》）换来的。因此，一旦汉王朝要改变或终止这种屈辱的、不平等的关系，匈奴就会大举进攻。

其次，在西汉王朝方面，长期的对匈奴“饶给之”，无疑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每年向匈奴单于纳贡进妃，对西汉统治阶级来说，也决非是光彩、体面的事。所以，尽管高后、惠帝以来历代皇帝对匈奴都隐忍、退让，但没有不把匈奴视为世仇的。从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伐匈奴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出汉代统治者胸中郁积着多么强烈的仇恨：“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匈奴传》）这封太初四年下的诏书，对高祖、吕后时代遭到匈奴的困辱还耿耿于怀，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年代了。因此，武帝初年同匈奴维持着“和亲”的关系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战争在等待着爆发的时机，汉王朝在武帝的统治下正为迎接这一时机的到来而积极地作着准备。(www.xing528.com)

汉王朝备战的措施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来向汉请和亲。如前所述：这时的所谓“请和亲”实际是勒索财物和女子。因此，汉朝大臣中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数为边吏，习知胡事”的大行王恢就提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史记·韩长孺列传》）但大多数朝臣仍不同意与匈奴开战，这主要是汉王朝方面对战争的准备尚未就绪。汉武帝也不主张与匈奴立刻决裂，决定答应匈奴“请和亲”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汉武帝一方面允许与匈奴和亲，同时又为同匈奴交战作准备，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他就派张骞出使月氏[150]，目的是联合月氏围困匈奴，以断匈奴右臂。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关于张骞出使的情况将在下节详述，仅从汉武帝即位后第三年就派张骞去联络月氏这件事就可看出：汉王朝统治者一直没有放松反击匈奴的准备。为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后就鼓励、尊宠主战、习武的臣下，史载“上（指汉武帝）即位，欲事伐匈奴，而（韩）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史记·佞幸列传》）。虽然韩嫣并非真正的武臣勇士，他是为了取宠于皇帝才“习胡兵”的，但从武帝对他赞赏的态度“益尊贵”，可以想见武帝备战的迫切心情。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注意：《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载：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刚刚即位以后，就派六十岁的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显然这也是为了侦察敌情，了解匈奴的情况，是有计划地进行反击匈奴的备战活动。汉武帝还把长期与匈奴作战的、威名远震“天下亡双”的将军李广调任为未央卫尉，把名将程不识调为长乐卫尉。这样安排目的是加强首都和宫廷的保卫，一旦需要则可直接派遣他们率兵出征。果然，当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答应匈奴的“和亲”请求之后，次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就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驻守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任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驻守雁门（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在这一时刻将他们调往前线边郡，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种种迹象表明：在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前，西汉王朝虽同匈奴维持着“和亲”关系，但匈奴的威胁并未消失。以汉武帝为首的西汉统治阶级也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现实，所以从汉武帝即位以后，就在悄悄地进行着全面反击匈奴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