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府财政危机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当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府库余财，西汉政府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到武帝当政十几年以后，过去的积累就被消耗殆尽，政府经济即呈捉襟见肘之势。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军政费用开支浩大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政府，一改过去“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的精打细算作风，各项开支都大得惊人，尤其是因为对匈奴的战争，更需要巨额经费维持，这就使政府的经费开支猛增。

虽然历史资料中找不到当时经费开支的具体数字，但仅从下面一些零星的资料记载的部分事实中就可看出西汉政府开支是多么浩大：

武帝元光二年（前132年）西汉政府开始同匈奴作战。此后“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汉书·食货志》）。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汉书·食货志》）。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修汾、渭、朔方等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史记·平准书》）。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筑沧海郡城，“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史记·平准书》）。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汉书·食货志》）。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击胡有功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战争中“军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汉书·食货志》）。(www.xing528.com)

武帝元朔二年（前121年）赐降汉之匈奴浑邪王及其部属“凡百余巨万”（《汉书·食货志》）。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修黄河堤“先是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以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史记·平准书》）。

以上列举的是自同匈奴开战以后十年的特别开支，此后像上述巨大的开支项目还有许多，如元狩四年（前119年）对作战有功的卫青、霍去病的赏赐，一次就达五十万金，还不算死亡的军马及“转漕车甲之费”（《汉书·食货志》）。这同汉初“岁不过数十万石”的经费开支相距何啻天壤？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到元朔六年（前123年）即同匈奴开战的第十个年头，政府掌管经济的大司农就向皇帝报告“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汉书·食货志》）了。这种形势对正在进行的反击匈奴入侵战争自然有严重的影响，但政府的大量消耗并未因之稍减，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当卫青、霍去病等得到数十万金的赏赐之时，政府的国库已经“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书·食货志》）。

汉武帝的穷奢极欲　造成西汉政府财政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个人的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挥霍掉大量的资财，浪费无数的劳动力。

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一意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崇信方士，好神仙。他一生接近了许多巫女和方士，如李少君和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每次虽均被骗，但事后仍不悔。对这些方士的话，武帝深信不疑，不惜耗费巨资，如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封栾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餉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史记·封禅书》）。至于封禅，求“天马”（《汉书·礼乐志》）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是不计其数。

武帝一世，更喜兴造离宫别馆、建筑壮丽宫室及亭台楼榭，以供其腐朽生活。如元鼎二年（前115年）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宫室之修，自此日盛”（《汉书·郊祀志》注）；元封二年（前109年）又在长安作飞廉、桂馆，甘泉作益寿、延寿馆，又作通天台。这些建筑不仅是出于迷信思想，为“招来神仙之属”（《汉书·郊祀志》），而且也供武帝享乐。太初元年（前104年）又作建章宫，这个宫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汉书·郊祀志》）此外，在元狩三年（前120年）和元鼎二年（前115年）二次作昆明池“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汉书·食货志》），也是耗费甚巨的工程。在这些宫室苑囿中，陈设着珍宝，养着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汉书·西域传》赞）在这富丽堂皇的宫殿中，汉武帝过着万分荒淫腐朽的生活[145]，这都是要有大量财富才够他挥霍的。

一方面，由于武帝“外事征伐，内事兴作”，耗费了巨量的资财，出现了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工商业主却“专巨海之富，擅鱼盐之利”（《盐铁论·刺权》），有的竟能“富数千万”，他们不仅与封建国家争利，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影响，有许多富商，利用财富，交通王侯，为一方之冠。“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这些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不仅用以剥削贫民，而且使贵族、官僚也不得不向他们“低首仰给”，他们“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这就使西汉政府的财政危机陷于严重的境地。

为巩固中央集权，解决政府的经济、财政困难，西汉王朝必须实行适应形势的经济政策和对过去的财政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