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豪强，遏制诸侯王势力膨胀—秦汉史

面对着地方豪强势力和诸侯王割据倾向的威胁，汉武帝除加强军事、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以外，还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打击和削弱了这两股势力。这就是：任用“酷吏”以打击不法豪猾；实行“推恩令”以抑制诸侯王势力。结果，均取得显著成效。

任用“酷吏”以打击豪猾　秦汉史籍所称之为“酷吏”的，都是“以酷烈为声”（《史记·酷吏列传》）的官吏。他们的残酷手段虽然也用于屠杀百姓，但更重要的是用残酷手段镇压和打击不法的豪强地主和贵族。“刻轹宗室，侵辱功臣。”（《汉书·酷吏传》）这些“酷吏”往往是不畏权贵，执法不阿，而自身廉洁。如前面提到的张汤、赵禹即是如此。张汤生前位至三公，但其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业”。死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史记·酷吏列传》）。赵禹为官时就以“廉洁”著称，“为吏以来，舍无食客”（《汉书·酷吏传》）。其他被称为“酷吏”的虽也有人自身就是豪强地主，但多数还是“据法宗正”的廉洁之吏。

汉武帝时，为打击不法的地方豪强和宗室贵族，先后曾起用一批“酷吏”。他们在皇帝的支持下，以残暴的手段，镇压和削除了许多刻剥民众、为害地方、违法越制、与封建政府对抗的“豪猾”。如王温舒为河间太守，对治下的“郡中豪猾”严加惩治：“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汉书·酷吏传》）。义纵为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桉太后外孙脩成子中，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同上）。又如尹齐“斩伐不避贵戚”（同上）。这些“酷吏”镇压“豪猾”，动辄“族灭”“千家”，手段未免残酷，但从“郡中不拾遗”、“奸邪不敢发”（同上）等记载可以看出，用这种方法对付地方豪强还是有效果的。

有这一批“酷吏”，再加上新设置的刺史相互配合（有的刺史就是“酷吏”），地方豪强势力逐渐受到挫折，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加强了。

“推恩”令颁行前后　武帝即位以后，就有不少朝臣认为“诸侯连城数十，泰强”，并向武帝“数奏暴其过恶”，要求对他们“稍侵削”（《汉书·景十三王传》）。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在元朔二年（前127年）春正月颁行“推恩”令，采取法律手段，削夺诸侯王势力。(www.xing528.com)

元朔二年，春，梁王、城阳王提出：愿分部分国土与其弟。武帝立即批准，并下诏“诸侯王分与子弟邑者”，朝廷均予批准，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这一“推恩”令实行后，“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结果“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齐召南《〈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表〉考证》）。[143]

在施行“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运用法律这一武器对诸侯国王实行削爵、夺地和除国，以消除他们的势力。不少诸侯王因“骄淫失道”（《汉书·景十三王传》）而被除国，如燕王刘定国与文康王姬通奸、夺弟妻为姬及杀人等罪，于元朔二年（前127年）被处死刑而自杀国除。像类似刘定国这样犯罪或谋反而被除国的，就有九个。[144]其次，武帝还借口诸侯国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而削地、夺爵。这种办法非常方便，许多列侯都以“坐酎金”而失国，如元鼎五年（前112年）一年就有一百零六个列侯因“酎金”之罪而被夺爵、削地，占当时列侯的半数。

汉武帝时，又“作左官之律”（《汉书·诸侯王表》），即不准人们私自为诸侯充当官吏，以防结党营私。在武帝前，还有阿党附益之法。阿党是指诸侯王国的官吏和诸侯王结为死党，诸侯王有罪而不予举奏；附益是指朝中的大臣与诸侯王交通，而帮助诸侯王得到法外利益（见乔伟《中国法律制度史》第226页），都规定犯者要受到极严厉的处罚。这样一来，皇帝又有更多的借口夺削，打击诸侯贵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