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设三选官制度，察举制成为主要途径

为了维持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充实各个机构，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武帝以前选拔官吏的办法基本上与秦相仿（见本书第二章）。汉武帝统治时期为网罗为地主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广开仕途，除继续沿用以往的办法选官外，在仕进制度方面又开辟了以下三条途径：

察举制“察举”的意思就是由地方官吏考察后予以荐举。早在汉初，公元前196年刘邦就下过“求贤诏”，要求各地推选“贤士大夫”（《汉书·高帝纪》），这只可视为“察举”制的先声。不过此时仕进尚无察举之制。至文帝时开始实行举“贤良”，“孝廉”之制，可算是察举制的产生，但也未形成固定制度。只在武帝时，察举作为仕进的一种重要途径而被确立下来，成为定制。元光元年（前134年）冬，汉武帝第一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不久，董仲舒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下诏令郡国举孝廉、茂材。《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举孝廉的规定基本有三个内容：一是郡守、二千石每年向朝廷推荐一次。二是所举者必须有“孝”或“廉”的事迹闻于乡里；三是人数有限定（东汉和帝以前规定每郡二人）。但最初各郡国对举孝廉皆不甚重视，有的州郡一年也不能举出一人，以至在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又下诏重申举孝廉的要求，并提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这样，才使各地认真起来，从而保障察举制贯彻、执行。察举制遂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

汉代察举，第一步要由皇帝诏定科目，即规定个名目。其最主要的科目乃是“孝廉”，如上述元光元年即下诏“举孝廉”。所谓“孝廉”者，历来有“孝”“廉”各为一科，或“孝廉”本为一科，或二者先分后合，或先合后分之各种争论。但就历史事实考察，确无探究之必要。因为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这二者是很难分开的。据应劭《汉官仪》记载：“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见《续汉书·百官志》引）可见：孝悌、廉正，在统治者看来是统一的。所以举“孝”亦是举“廉”。举“孝廉”与举“孝”和举“廉”实无本质区别。除孝廉外，察举的科目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等，此外尚有“明经”“明法”“至孝”“有道”“敦厚”“尤异”“治剧”等科目。有些科目并非每年皆举，称为特科。“孝廉”则每年皆举。

征召　汉武帝还常采用征召的办法，对有治国之术的人授予官职。征召的办法，早在秦代就已实行，但在武帝时乃成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如汉武帝一即位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前130年）“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汉书·武帝纪》）至京师，由皇帝亲自召见。所征之人，不拘一格，凡有专长，或被皇帝看中者，皆可随时征召。被征召者不仅有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还有文学家，如著名的文学家枚乘就是被武帝征召而来的，“武帝自为太子闻（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汉书·贾邹枚路传》）。有时武帝也征召方士。对各州郡举出的孝廉、茂才，武帝也亲自召见。召见时由皇帝提出各种治国为政之问题，如回答得使皇帝满意，即可授以官职，这是把察举制和征召制结合起来。虽然武帝时实行的征召，只是针对个别人而进行的，不像察举涉及面之广，也无定期规定，但其重视程度远在察举之上。如元光五年（前130年）之征召令规定“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汉书·武帝纪》），令县次传舍供给饮食，官吏陪同入京。有时还明令沿途地方官必须迎送。与此相配合，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即有上书言事者，沿途官府必须负责接待。上书内容符合皇帝心意者，也能得到官职。(www.xing528.com)

博士弟子　自元朔五年（前124年）汉置博士弟子员后，每年进行考试，称为“射策”。据《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云：“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又《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释射策曰：“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抽签考试。可能在武帝时考试制度尚未如此完善，但大体规模业已具备。所考内容，当然是经学。凡能通一经者，可补文学掌故之缺。优异者可为郎中。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称能者。”这是把教育制度和仕进制度直接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上述两途（察举、征召）所举出之人，一般也均先授以郎，特别优异（主要是投合皇帝心意）者可立即授给高官。

通过以上一些措施，使汉武帝统治时期人才辈出，许多有才能、有名望之人，均被网罗到武帝身边，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道：“上（指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枚，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䃅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从这一段“赞”中，可以看出武帝之用人不拘门第、等级。正因如此，汉代的不少著名人物皆出在武帝时期，正如班固所写的那样：“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䃅，其余不可胜纪（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班固的这一段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绝非偶然，首先是西汉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已发展至鼎盛阶段，所谓“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为培养、造就各方面人才提供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武帝注意广泛收罗人才。其中，固然有一些人是服侍他个人的，而更多的人才则是为巩固地主政权发挥着作用。汉武帝把他们吸收到西汉封建官僚机构中，从而有力地加强了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巩固了强盛的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