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思想：继位前后的变化

统治思想变化的根据　如前所述，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汉统治者皆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这套统治策略对除秦苛政之弊、“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封建社会秩序，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基本思想乃是“柔身以寺（待）之时”（《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十大经·前道》），“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扁（遍），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同上，《道原》），反映在对内对外的统治政策上自不免有其姑息，妥协的一面。由这种姑息、妥协而产生如下三个后果：（一）在“无为而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封建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这种脱籍的农民被称为“亡人”（《史记·吴王濞列传》）。正如有人指出的：“西汉的生产发展是和汉王朝的户口控制成反比例的。‘汉兴七十年’时期，汉王朝控制的农民较少……”（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封建政府对一部分农民失去控制，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二）在地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膨胀，有的甚至“无人君礼”（《史记·梁孝王世家》）或“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这种势力的膨胀，当然也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三）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嫚娒侵掠”“为天下患至亡已也”，直接关系着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这三种后果无论对西汉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还是对皇权的加强都是不利的。在经济方面，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已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具备一定实力。这样，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不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西汉王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强专制。而要使这个政权的统治强化，必须首先改变那种软弱无力的“无为而治”，代之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统治理论，于是，统治思想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虽已从汉景帝时期就已逐渐开始，但最终完成则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后。

刘彻的身世及其继承帝位　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但是，某些历史人物在重要关头的活动给历史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西汉时代的刘彻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这里必须先简略地回顾他从诞生到即位的历史。

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1年）正月，甲子，48岁的汉景帝刘启离开人世，16岁的太子刘彻继位，是为汉武帝。刘彻能得以继承帝位，是宫廷内部一场斗争的结果。

在宗法制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往往反映在皇室贵族亲属间的矛盾中。了解刘彻的身世对于认识武帝即位之初的政治不是没有意义的。

刘彻生母原非皇后，而是宫内的美人，她本是槐里（今陕西省兴平东南）人王仲之女。王美人之母，即王仲之妻名臧儿，原是西汉初叛王臧荼之孙女。既为叛王之后，所以臧儿所嫁之王仲，当无任何社会地位。臧儿与王仲生一女（即王美人）后，王仲去世，臧儿再嫁长陵（今陕西省咸阳韩家湾公社白庙村东）田氏，又生二子，取名田蚡、田胜。文帝时，臧儿的长女被献入太子刘启宫中，并得到宠幸，被封为“美人”[121]，就在刘启即位的景帝初元元年（前156年）七月，生下刘彻。初元四年（前153年），4岁的刘彻被立为胶东王。此时被景帝立为太子的乃是另一宠妃齐栗姬所生之子刘荣。而刘彻只不过是汉贸景帝十四个王子中的一个，几乎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但是，宫廷内部的一场斗争，却改变了刘彻的命运。原来，景帝之姐（即刘彻之姑母）长公主刘嫖与景帝同出于文帝的皇后窦氏，嫁与贵族陈午，生女名阿娇。刘嫖有此家世背景，又恃与景帝为同胞之尊，常干涉宫内事务。为巩固自家地位，她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彻，并让她当皇后，于是就设法使景帝改立太子。她不断在景帝面前散布不利于栗姬之言论，怂恿景帝废栗姬。不久，景帝果为其说动，十分讨厌栗姬。初元七年（前150年），栗姬失宠后忧忿而死，太子荣亦被废为临江王。王美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这样，当景帝死后，刘彻就顺理成章地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当政之初，其祖母窦太后（后为太皇太后）、母王皇后（后为太后）、舅田蚡及窦太后之侄窦婴在政治舞台上均起过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刘彻自幼在宫中受到较为全面的教育。他虽是在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盛行的气氛中成长的，但也受了儒家思想很大影响，他的老师、太子太傅卫绾就是儒生。他还喜欢文学和狩猎，兴趣广泛，胸怀广阔。这些方面，在他以后的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122]

“罢黜百家”主张的提出　汉武帝即位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罢黜百家”。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123]，刚即位的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此时身为丞相的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罢黜百家”的动议，经卫绾一提出，当即得到武帝的批准：“奏可”。卫绾上奏中所举的申、商、韩非乃是先秦的法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这里虽仅举出法、纵横两家，但实际上乃包括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学说，尤其是当时统治集团内盛行的黄老之学，均被指为“乱国政”之言而“皆罢”之。

卫绾的上奏一提出，立即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说明他们在“罢黜百家”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汉武帝、卫绾等力主“罢黜百家”，实际是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因在先秦的诸子学说中，唯有儒家思想适合于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在汉初，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时，各家学说在“无为而治”的环境中放任自流。而儒家思想在发展中，已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因素，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先秦时代孔、孟的儒学，更适合西汉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124]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少人，包括田蚡和窦婴在内的朝廷上大多数大臣及皇室贵族都倾向儒学。然而，用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的窦太后却是笃信黄老之学的，她曾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读道家的老子书，其他人对《老子》稍有非议，都要遭到她的惩罚。还在景帝时，儒生辕固生就因此险遭窦太后处死。[125]当建元元年，汉武帝批准“罢黜百家”之时，窦太后还在摄政，她规定凡送皇帝之奏，亦须向她禀奏，因此，尽管朝廷中多数人力主以儒学代替黄老之学，但“罢黜百家”之议提出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实际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显然，其间窦太后是起重要作用的。

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及郎中令王臧又奏请：上书不必“奏事太皇太后”（《汉书·武帝纪》），想趁机免去窦太后摄政之名位，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赵绾及王臧反都被关押“下狱”，被逼自杀。这件事反映了窦太后的势力仍然是很大的。然而，改变统治思想毕竟为大势所趋，在汉武帝即位五年后的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汉王朝正式置“五经”博士。“五经”就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由朝廷批准，专设《五经》博士，表示儒家学说被尊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学说，也意味着黄老之学退出统治地位。建元六年（前135年），宫中最后一个坚持推行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窦太后死去，“罢黜百家”才得以顺利实现。而儒学则代替黄老之学逐渐被奉为至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