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势力的发展和晁错的削藩策 在刘兴居、刘长被消灭以后,吴王刘濞就成为反叛势力中的主谋和首领。
刘濞是刘邦兄刘仲之子,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被封为吴王。吴国是刘邦所封之同姓诸侯王中第二个大国。在惠帝、高后时期,刘濞就利用吴地有盐铁之利,招天下亡命来吴国铸铁、煮盐,坐收暴利,他在国内不收赋,但国用饶足。为笼络人心,吴国竟保护各地逃来之罪犯,还由官府出钱代人民支应朝廷之徭役,“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汉书·荆燕吴传》)。到文帝时期,吴国在经济、政治上发展到足以脱离汉中央政权的程度。不久,吴王刘濞之子在长安因犯罪被杀,使刘濞“怨望”而“称疾不朝”,开始露出反意。文帝开始还是采取怀柔政策,赐吴王几杖,特免其按规定入朝,企图缓和矛盾。但吴王同中央对抗的野心并未因此消除。
这场酝酿已久的叛乱,终因晁错“削藩策”的提出,而爆发出来。
晁错,颍川人,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深得当时尚为太子的景帝信任,被称为“智囊”。他以其政治敏感早已看出:诸侯王是西汉政权统一的严重障碍,主张“宜削诸侯”(《汉书·爰盎晁错传》),并多次“言吴可削”(《汉书·荆燕吴传》)。景帝即位后,晁错先为内史,后迁御史大夫,见诸侯王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吴王刘濞目益骄横,反势已成,就上“削藩策”,主张借诸侯王触犯法网的时机,削减诸侯王的封地。他特别指出吴王刘濞“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汉书·荆燕吴传》)。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卬的六个县。这一措施引起很大震动。被削地之王,当然甚为不满,未被削地之王,见朝廷“削地无已”,也都惶惶不安。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见朝廷不断下令削地,立刻就要轮到吴国,就决心公开叛乱。他先后串通了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秘密谋划。当年冬,朝廷下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郡,终于拉开导火索。吴王刘濞公开举起叛旗。
开始,刘濞先将朝廷派到吴国之官吏诛杀,又派人联络南方的闽、东越等族共同举兵。同时,在领地内征发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男子全部入伍,共聚众三十余万人,从广陵(扬州)出发向西汉统治中心区域进攻。接着,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等国也出兵响应吴军,赵王还派人与匈奴联络。与吴王联络的诸侯国大都依约发兵,只有齐王后悔曾应允吴国之约,守城不动,济北王则因被属下郎中令劫持,不得发兵。其余六国同吴国彼此呼应,向西汉中央政府统治区域进攻。此即史称之“吴楚七国之乱”。
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叛军皆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叛军进展顺利。吴王刘濞率军涉淮与楚军合并,先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逼得梁王退守睢阳(河南商丘南)。吴楚叛军乘胜进攻,一时显得锐不可当。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叛军则将齐国的临淄包围,配合主力吴、楚军西进。
叛乱的消息传到首都后,景帝立即进行部署:派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正当军事行动万分紧急的关头,吴王相爰盎入见景帝。爰盎素与晁错不合,在任吴国相时,曾因接受吴王财物贿赂,而被位居御史大夫的晁错治罪。吴、楚七国反叛之初,晁错也向皇帝告发爰盎知情,欲治其罪。尚在景帝犹豫未决之时,爰盎入见景帝说:吴、楚等国反叛,皆由晁错鼓吹削夺诸侯之地,“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而俱罢”(《汉书·爰盎晁错传》)。景帝竟被他说动,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准备牺牲晁错。遂拜爰盎为太常,派宗正刘通使吴,欲说服吴王退兵。接着,就有丞相青翟、中尉嘉及廷尉张欧上书参奏晁错“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汉书·爰盎晁错传》),当腰斩。景帝马上批准,尽心竭力“尊天子,安刘氏宗庙”的晁错,就这样被斩于东市。
景帝原以为晁错死后,吴、楚即可退兵。但当谒者仆射、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景帝问他杀晁错后前线形势时,邓公向他指出:吴、楚之乱“其意不在错”,诛晁错乃是绝大错误。到此时景帝才恍然大悟,但已无可挽回,只有“喟然长息”而已。
爰盎、刘通到吴后,不仅未能说服刘濞退兵,反而遭到冷遇。刘濞自称“东帝”,拒不受景帝诏,并欲囚杀爰盎。盎见势不妙,趁机逃回。(www.xing528.com)
吴楚七国之乱的失败 摆在景帝面前的,只有以武力镇压叛乱这一条路了。周亚夫奉命率兵出蓝田经武关至洛阳。此时吴、楚兵围梁甚急,周亚夫不顾景帝令其援梁之令和梁的求援,毅然派轻骑出淮泗口,断绝吴、楚粮道。吴、楚军攻梁,久不能下,即转而与官军会下邑。但周亚夫坚壁不战,使吴军粮尽援绝、士卒饥困,终于自行崩溃。三月,周亚夫率兵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濞率数千人逃走,楚王戊自杀。将士纷纷投降,叛军主力瓦解。
逃走的吴王刘濞弃军渡淮,走丹徒,又收罗散亡的士卒约万余人,欲依东越自保。但东越人也不愿附吴,乃诱杀刘濞,献其头于汉王朝。
胶西、胶东、菑川等国攻临菑的军队,开始也占上风,齐国曾暗中与叛军联系投降,但不久就收到景帝令坚守待援的诏令。接着汉将栾布率兵破围齐之叛军。此时,吴、楚主力军已彻底失败,齐王与叛军勾结的阴谋亦败露,齐孝王惧罪自杀。弓高侯颓当向叛军宣布天子诏令,对叛军首领分别治罪。结果,胶西王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伏法、被杀。
将军郦寄率兵追击赵国叛军,赵军退守邯郸,汉军七月攻之不下。本来与赵有约的匈奴答应出兵援赵,听到吴、楚兵败的消息后,也不肯入边。栾布,齐取胜,接着就率兵攻赵。最后用水灌邯郸,城破,赵王自杀。
参加叛乱的济北王见诸叛王纷纷败亡,也欲自杀,齐人公孙献策请梁王为其说情。梁王向景帝表白济北王卷入叛乱乃出于无奈,请求宽赦。景帝准梁王所请,免济北王罪,改封其为菑川王。
吴、楚七国之乱的主力叛军,举兵不到三个月就以失败告终。说明地方割据势力无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叛乱失败后,各诸侯王国实力更加削弱。从此,诸侯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了。
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表明地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必须彻底解决的时候了。镇压叛乱之后,景帝趁这一有利时机,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办法,以加强中央集权。
首先,景帝继续实行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又陆续封皇子十三人为诸侯王。[116]这样做既收以亲易疏之效,又有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作用,使新建的诸侯王国远不如旧王国之强大。景帝以后,汉武帝继续采取这种措施,诸侯王地日蹙,势益弱,终于不能与中央分庭抗礼了。
其次是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其任官之权。以前,各诸侯国之官员,除丞相由皇帝委派外,其余均由各诸侯王自行任命,其他礼仪制度也与中央朝廷相仿,因此成为独立王国与皇帝对抗是很方便的。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下诏改变这一旧制:“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汉书·百官公卿表》)在这道诏令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即不准诸侯王干预自己封国的政务,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实际统治权力,封国仅仅成为供给他们“衣食租税”的地方,诸侯王几乎与一般大地主相差无几了。(二)是省易官名,如省御史大夫等官,改丞相为相等,其目的是在制度上降低诸侯王的地位,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中央朝廷抗衡。(三)最重要的则是剥夺了诸侯王的置吏权,“天子为置吏”,即诸侯国的官员,统由皇帝任免。这样一来,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被彻底堵住了。诸侯国内上至相、下至县令均由朝廷委派,王国内的制度与各郡县已无明显区别。诸侯王失去专断擅权的条件,其一举一动均在皇帝派来的官吏监视之下。从此,叛乱、谋反,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可能性较以前小得多了。
从西汉建国以来一直困扰着历代皇帝的诸侯王问题,经过平定七国之乱后得到基本解决。景帝之世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至此,诸侯势衰,唯得衣食租税,不得干预国政,分裂、割据的威胁消除后,西汉王朝的政令真正达于全国,统一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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