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政权集中与内部矛盾

汉初几十年，在“黄老政治”之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在不断加强。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二是加强皇权，巩固皇位，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关于强化国家机器的情况，将集中在下一章叙述。这里仅将汉初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经过简述于下。

吕后的专权　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为人仁弱”的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实际朝政大权则操在“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史记·吕太后本纪》）的皇太后吕雉手中。吕后听政时期，对全国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社会基本上维持着稳定的局面，史称“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但这并非说统治阶级上层就风平浪静了，恰恰相反，就在这“天下晏然”的日子里，宫廷内、朝廷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刘邦死后，吕雉为独揽朝政，彻底除掉有可能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首先动手将曾有宠于刘邦、为刘如意求太子位的戚夫人残酷地处死。她下令砍掉戚夫人手脚，戳瞎她的双目，薰哑她的嗓音，名为“人彘”[115]，令惠帝观看。结果把惠帝吓得大病一场，从此“日饮为淫乐”（《史记·吕太后本纪》），再也不理政事。同时，吕雉又杀掉赵隐王刘如意。接着将梁王刘友迁为赵王，不久活活将刘友饿死。再将梁王刘恢迁为赵王，最后又逼死刘恢。随之，吕后把她的家侄吕禄、吕产等封为王，吕氏及其亲信从此执掌了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

公元前188年，当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后，24岁的惠帝郁郁而死。惠帝死后，吕后又先后立了两个小皇帝，均旋即废掉。从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80年，朝廷无皇帝，实际的皇帝就是吕雉。

由于吕后掌权期间剥夺了一些重臣元老的权力，迫使一些大臣“病免家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再加上她封诸吕为王，违反了刘邦死前规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从而引起刘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满。所以，公元前180年当吕后一死，在周勃、陈平的谋划和率领下，就把吕禄、吕产等吕氏一门一网打尽。铲除吕氏势力后，周勃、陈平等又迎立刘邦之子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文帝。

吕后专权及吕氏之失败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的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今天看来，既不能用封建“正统”观念，斥责吕后“篡夺”刘氏政权，也无所谓“统一”与“分裂”、“集权”与“割据”之间的斗争。从历史事实中证明：不论是刘氏掌政，还是吕氏掌政，在汉初几十年中奉行的政策没有根本的不同。所以，尽管吕后专权及吕氏集团和汉代功臣集团在斗争中曾留下惨不忍睹的历史记录，但毕竟未影响西汉的统一局面，与下面将要叙述的诸侯王分裂势力与中央集权的朝廷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不同的。

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分裂、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地方割据倾向间的斗争，从汉文帝即位以后就开始激化了。其矛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刘氏宗室内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其矛盾激化的原因则是刘氏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刘邦所封的同姓诸侯王的封国，占据了国土的大部。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汉书·诸侯王表》序）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侯王占据了全国大片土地，其中尤以齐、楚、吴三国最大，几乎“分天下半”（《史记·吴王濞列传》，这里指占王国天下的一半）。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十四个郡，各诸侯国就占三十九个郡，仅齐一国就有七郡。归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统辖的，只有十五个郡了。这十五个郡是：河东、河南、河内、东郡、颍川、南阳、南郡、汉中、巴郡、蜀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并内史（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显然，属西汉中央统辖的只是当时中国的中、西部一小半地区，而北、东、南一大片地区则是分属各诸侯王国的。从人口数量比较，据有的学者推算，汉初人口总数约有一千三百万。而西汉政府直接统治地区的人口约为：户九十七万，口四百五十万；属于诸侯王国的人口约为：户一百八十万，口八百五十万。这样，中央直接统辖的地区与诸侯王国地区的人口比为5.29:10（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不过，这些诸侯王刚被封时或年岁尚小，或羽翼未丰，尚未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诸吕被消灭以后，高祖时所封的诸侯国，仅有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和长沙（王吴芮）尚存。其他诸侯国如燕、赵、梁、淮阳、恒山等国，均已先后被削夺或绝祀而亡。这本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好时机，然而因文帝本人乃是由宗室大臣拥立而登上帝位的，在朝廷上的根基不深，所以他不敢贸然削夺已有的诸侯王。而且，为笼络刘氏宗室以巩固帝位，文帝又陆续封了许多诸侯王：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高后时置的琅邪王刘泽为燕王。

文帝二年（前178年）三月，立赵王遂之弟刘辟强为河间王；立悼惠王之子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次年八月兴居因罪自杀，国除），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称为孝王），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四年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立皇子刘揖为梁王（十一年六月死）。(www.xing528.com)

以后，虽有的诸侯国先后被除，如文帝七年（前173年）长沙国王绝嗣“国除”。但又有更多的诸侯王被封，如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就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刘将闾等六人为王。文帝五年（前175年）淮南王刘长谋反失败后（见下文），又立其子刘安等三人为王。这样，总计文帝之世诸侯王国有：吴、楚、燕、赵、代、梁、淮阳、河间、城阳、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淮南、衡山、庐江等十八九个诸侯王国，数目比高帝时还多。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些诸侯王的羽翼已成，迅速膨胀起来的势力，足以同西汉中央政权分庭抗礼。这些诸侯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序），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封建统一，削弱了中央集权。于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同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冲突，迅速地激化起来。

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　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导致公开反对中央朝廷的叛乱。最早举行叛乱的是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

最初，当吕氏势力被铲除之后，刘兴居曾以东牟侯的身份，同诸大臣共立文帝，并亲自率兵迎文帝入宫。文帝即位后就封兴居为济北王。但不久刘兴居就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自以失职夺功”（《汉书·高五王传》），觉得文帝亏待了他，遂起叛心。文帝前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入侵河南地，文帝派灌婴率兵迎击，自己则由甘泉（陕西淳化西北）至太原（今太原市西南）督战。在后方的刘兴居就趁机举行叛乱。文帝闻讯后，立即派大将军柴武率十万军队回师镇压，又派祁侯缯贺率兵屯荥阳接应。七月，文帝回到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汉书·文帝纪》）。结果，叛军顷刻瓦解。八月，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不过，济北王的叛乱只是一场序幕，更大的叛乱还在后面。

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叛旗。刘长是刘邦的少子，高帝时就被封。文帝即位后，仍待其以兄弟之礼。而刘长却“自以为（与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封建法制。文帝亦一再容忍，甚至刘长亲手杀死辟阳侯，也未治其罪。此后刘长更加骄横，在封国内“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并逐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的官吏，而自置二千石、相，公然与朝廷抗礼。对此，文帝也未加惩处，仅令其舅父、将军窦昭、窦信劝谏，但这反而助长了刘长的气焰，对朝廷更加“不悦”，终于决心谋反。

文帝六年（前174年）刘长派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勾结，准备叛乱，并准备勾结外族，请求闽越及匈奴发兵支援，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张苍等依法请处刘长以“弃市”之刑。文帝声称“不忍”，赦其死罪，废王爵流放到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至雍“不食而死”（《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贾谊的《治安策》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出：积势已成的诸侯王正在威胁着皇权，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障碍。当时，朝野间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为此而忧心忡忡，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贾谊。

贾谊，洛阳人，年十八即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郡中。文帝初立“召以为博士”，二十余岁即超迁为大中大夫，为文帝所器重，准备授以公卿之位，但老臣周勃、灌婴等对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贾谊则很看不惯，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使文帝也不敢对他十分重用，而不得不对其“疏之”，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王太傅。文帝六年（前174年）当刘兴居、刘长先后叛乱并被平息之后，正在梁王太傅任上的贾谊乃上疏。在这篇后来名为《治安策》的著名上疏中，贾谊向皇帝痛陈天下形势。他认为：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汉书·贾谊传》）。而这里首举之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愈来愈大的诸侯王国势力，他形象地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为此，他提出必须立即削弱诸侯势力。办法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今诸侯王之子孙，依次分割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这样，诸侯王愈分愈多，而各诸侯国封地则愈来愈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这就使诸侯国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不致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而接受朝廷的统辖，“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汉书·贾谊传》）。

贾谊的意见得到文帝的重视，不久就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显然就是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指导下做出的决定。但是，以当时诸侯王的势力，仅仅采取这么一点措施是远远不能抑制其发展的。结果，反而引起诸侯王的猜忌，促成割据势力早日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