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秦汉史与‘一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

“无为而治”的提出和实行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都因袭秦代。对于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刘邦本提不出什么理论和方针，他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开始的时候还鄙视读过书的儒生。然而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正错误，所以不久就改变了对读书人的错误看法。当皇帝以后，陆贾对他的影响很大。刘邦不少政治主张，都来自他周围的谋士，特别是治国的政治原则、理论方针，大部分是陆贾替他设计的。陆贾在《新语》这部专门为刘邦写的书中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这里已有“无为而治”的原则。刘邦实际上已接受了这一原则，采取“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赞）的政策。不过，在刘邦统治的数年中，西汉政权初立，朝廷忙于封王、废王，东征西讨，于为政方面顾及甚少。所以，明确地以“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施政原则，是在刘邦死后，惠帝时才开始的。

惠帝之所以能继刘邦而成为西汉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才确定下来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因其母曹姬是刘邦的“外妇”（情妇），故不能立为太子。次子刘盈（即惠帝），其母吕雉是刘邦元配夫人，因此，刘邦称帝后即将刘盈立为太子，成为皇帝法定的继承人。可是，不久刘邦宠爱的戚夫人使他改变了主意，几次提出要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为太子。刘邦要废刘盈而立刘如意的理由是刘盈“仁弱”，“如意类我”（《史记·吕太后本纪》）。这里透露出刘邦不愿把政权交给“仁弱”的人掌握，但最重要的原因恐系刘盈之母“色衰爱弛”（《史记·外戚世家》），而戚夫人正当年轻貌美之时，所以刘盈的太子地位也发生了动摇。不过，刘邦的打算并没有实现，首先当然是吕雉反对，她又搬动满朝文武大臣帮她说情。其中以“敢直言”的御史大夫周昌“谏争”得最激烈，他对刘邦声称：若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记·张丞相列传》）。最后，吕雉又依张良之计，以刘盈的名义“卑辞厚礼”请来四位老人——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刘盈张目。这四位名士因不愿为汉臣，而隐居于商山（陕西商州东）中，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对此四人十分敬重，曾求之数年而不得。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乱时，刘邦最初打算派太子刘盈率兵出征，是“商山四皓”向吕释之献策说“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史记·留侯世家》），吕氏才劝刘邦改变初衷亲自率兵出征的。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在打败英布归来后，又要废刘盈而改立刘如意，经张良、叔孙通力谏，刘邦只在口头上答应，而心中另有打算。这时“商山四皓”终于出场：一次刘邦设宴，刘盈奉侍席间，四位“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者紧随在后。当刘邦得知这四位就是“商山四皓”时“大惊”，问道：“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商山四皓”则乘机说：“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刘邦闻此言，叹道：“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史记·留侯世家》）从此才彻底打消了废易太子的主意。当年十月，刘邦死后刘盈得以顺利继位。

可见，惠帝的继位，与张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关系。张良晚年“学辟谷、道引、轻身”，这都是道家修炼的功夫。“辟谷”即若干时日内不食或减食，道引和轻身也是健身除病之术。“商山四皓”不愿为官“逃匿山中”（《史记·留侯世家》），其行径也颇似道家的主张。这反映了在吕后、惠帝身边有一批鼓吹和信仰道家学说的近臣。所以，当惠帝、吕后当政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指导思想了。从惠帝至景帝这段时间，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是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不过，它不是一般的道家思想，乃是“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的结合。所以，历史上都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112]

“黄老政治”产生的背景　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即主张“无为而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但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人民的剥削。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历史事实证明：汉初所实行的“黄老政治”对社会进步和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汉初，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推行“黄老政治”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对地主政权的打击，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顷刻瓦解，这一事实不能不给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以深刻印象。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如前面说的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辅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雉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战火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体验，自然极易接受“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行“黄老政治”。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榨，早已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加之秦亡后连续数年的战争，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河北顺平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起。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黄老政治”，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汉书·食货志》），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之汉初一批鼓吹道家学说的近臣的影响，从惠帝开始“黄老政治”成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自觉地推行的统治术。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黄老政治”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或作一个时代的趋势”（张维华《论西汉初年对于刑律的修正》，载《文史哲》1982年第5期）。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有什么主要特点呢？

“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汉初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根据，就是道家的“因”。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因”即“因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因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因故事成法，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另一方面还有遵循客观形势，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意思。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属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只有个别地方才“颇有所改”（同上）。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如萧何为丞相时，“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到任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死，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具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一）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曹参为相时，无所树建，一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惠帝曾以此责问他，他回答说：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均不及刘邦和萧何。既然刘邦和萧何早把一切制度法令规定得很明确，我们循规蹈矩“遵而勿失”（《史记·曹相国世家》）就够了。曹参这种解释仅说出问题的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汉初萧何、刘邦所制定的制度法令也仅仅是“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汉书·刑法志》）而已，即把秦代制度和法律中最被人们痛恶的内容去掉，“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这是适合刚刚安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遵而勿失”，取得很好的效果。正如当时民谣传颂的：“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离开齐国赴长安之前，对接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史记·曹相国世家》）这是他惟一的嘱咐。意思就是：不必干扰下属活动，不要过细苛察。所谓“狱市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无所容窜。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汉书补注·萧何曹参传》引孟康曰）。这正是道家主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具体发挥。正是奉守这一原则，所以曹参为齐国相时，除“日夜饮醇酒”以外，很少过问政事。他不仅自己喝得烂醉，还把前来言事的官吏及相府属吏拉来一起喝酒，大家醉成一团，相府内竟成“日饮歌呼”（《史记·曹相国世家》）之所。显然，曹参这样做无非是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种不苛求细务、宽宏大度的政风。在“百姓新免毒，人欲长幼养老”（《汉书·刑法志》）的汉初，这样做是很必要的。(www.xing528.com)

（三）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曹参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而且“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择吏也以此为标准，凡“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方可用之，对“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史记·曹相国世家》）。这也是对秦“专任刑罚”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于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史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以曹参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皆是这样“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刑法志》），从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政治风气。

皇室带头躬修节俭　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多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经过萧何解释：“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汉书·高帝纪》）刘邦才转怒为喜。不论当时刘邦的“怒”是真情还是故作姿态，但多少可看出他心中还能想到天下“劳苦数岁”国不该“治宫室过度”。到惠帝以后在“黄老政治”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无过分铺张豪华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高，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按：贵族妇女以衣曳地为荣），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以上皆引自《汉书·文帝纪》）。上述史书记载，基本可信。据不久前考古工作者调查，坐落在陕西关中的西汉诸陵中，唯有文帝的霸陵（在今西安市东狄寨公社鲍旗寨村西北）“无封土可觅”（《西汉诸陵位置考》，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历年来出土之文物，仅有瓦器而无金银之属，证明文帝确是相当节俭的。

“轻徭薄赋”奖励农耕　因刘邦称帝后“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所以汉初的田赋、租税较秦为轻。这期间国家规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即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过一年的田租。[113]减免田租，主要受益者当然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应相对地减轻。封建政府从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比起后代来数量少得多。赋税收入“岁不过数十万石”（《汉书·食货志》），比起秦代的竭泽而渔式的压榨，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除了田租（即土地税）以外，西汉政府还有其他收入。据现有资料可知，至少当时还有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等。不过，这些赋税在文帝、景帝之时，也都有所减、免，如算赋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时开始征收的，当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书·高帝纪》引《汉仪注》），至文帝时算赋则由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无论如何，比起秦代“头会箕敛”的赋税压榨，汉初是轻得多了。

“轻徭薄赋”还表现在对徭役的征发有一定的节制。如惠帝时修长安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时间，每年不超过三十天，以不误农时。所以长安城的修建历六年才完成。[114]文帝时还多次下诏奖励“孝弟、力田”及救济鳏寡、“赈贫民”（《汉书·文帝纪》）等。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轻刑慎罚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是比较轻简的。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王朝之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汉书·高帝纪》），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西汉萧何作的“九章律”内容如何，目前已不能详知。据《晋书·刑法志》载：李悝《法经》中的六篇：“盗”“贼”“囚”“捕”“杂”“具”，加上“兴”“厩”“户”三律，即是“九章律”。但这种传统的说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早在秦代时，其法律已超出《法经》的“六律”范围。如“户律”就已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据现有资料判断，萧何制订“九章律”决不是以《法经》为基础，而应以秦律为根据。不过，汉初的律令远比秦代的宽简。据记载，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汉书·高帝纪》），所以，其礼仪“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史记·礼书》），而其刑法可能改变较多，许多不“宜于时者”就被汰除了。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还不断地对秦的“苛法”加以汰除，故史称这一时期“约法省禁”。如高帝时，萧何定律令就已“除参夷，连坐之罪”（《晋书·刑法志》），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挟书律”，也就是废除秦律中“挟书者族”（《汉书·惠帝纪》引张晏曰）的苛法。高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汉书·高后纪》），“族”刑早在萧何定汉律时就已宣布“除参夷”，可能是并未真正废除，故至高后时又不得不重申。“妖言”指“过误之语”（《汉书·高后纪》引师古注），属于言论罪，在当时也被视为“重酷”之法，“皆除之”（同上）。文帝元年（前179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令“除肉刑”（《汉书·文帝纪》），即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景帝六年（前151年）又减笞三百为二百，减笞二百为一百。同时又规定笞刑所用的箠：“笞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汉书·刑法志》）景帝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如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改磔曰弃市，勿复磔”（《汉书·景帝纪》）。此外还发布过一些赦死罪的诏令。

不可否认，汉初“约法省禁”的记载，与实际执行的情况当有一定距离。如上述萧何定律时已有“除参夷”之记载，文帝时又出现“除三族罪”及“尽除收帑相坐”的诏令。可见，有些被宣布废除的刑罚，实际还在执行，所以相类似的禁令在汉初曾重复出现。即使在高后元年宣布“除三族罪”之后，在史书上仍有“夷三族”的事例记载。至于文帝和景帝时“除肉刑”，更属自欺欺人之举，因为将肉刑改为笞刑，被刑者所受痛苦丝毫不能减少，而且被笞者在扑打之下多不到规定之数就已被打死，结果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就是规定了“箠”的长度、厚度及“毋得更人”（不准换人用刑），行刑之后“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汉书·刑法志》）。所以，汉初“除秦苛法”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像统治者自己宣布的那么“仁慈”。

但是，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毕竟注意了“秦以刑罚为巢”（《新语·辅政》），“秦二世尚刑而亡”（《新语·德基》）的可怕教训，相信“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道德经》）的道家学说，力图减轻刑罚。因此，在惠帝、高后时“刑罚用稀”，文帝即位以后，史称“禁网疏阔”。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选用执法务宽的张释之为廷尉，“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景帝时仍遵循文帝时为政的方针“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汉书·食货志》）。这种局面较之秦代，当是轻刑慎罚了。

除此之外，汉初还不断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标榜“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汉书·文帝纪》），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景象，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赞），这就是史称的“文景之治”，是“与民休息”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