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秦汉初政权建设

“汜水之阳”登帝位　项羽败亡以后，扫除了刘邦当皇帝的最大的、公开的障碍。但是，他知道还有一个隐患未除，那就是表面上受他统辖，而实力较刘邦大的齐王韩信。所以，战胜项羽后，刘邦趁韩信猝不及防之际，迅速地率兵至韩信军驻地，解除他的指挥权“夺其军”（《史记·高祖本纪》）。接着，又借口“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同上），改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江苏宿迁西北）。这样，就使拥有重兵的韩信离开了他所控制的军队和地区，到南方的楚地当一个毫无可能与刘邦分庭抗礼的王。刘邦又将建成侯彭越封为梁王，都定陶，兼有牵制韩信之意。与此同时，刘邦所遣的卢绾、刘贾也消灭了拒不投降的临江王共敖之子共尉。至此，与刘邦公然对抗的军事集团不复存在，争夺帝位的隐患业已铲除，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条件完全具备。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把皇冠戴到刘邦的头上了。

公元前202年二月，由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这幕“上皇帝尊号”的喜剧导演虽然就是刘邦本人，但表面上他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让”一番，说什么“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显得颇为“谦逊”，表示不愿接受“皇帝”的尊号。诸侯王又不免再一次歌功颂德：“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经过如此这般地一再请求，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汉书·高帝纪》）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100]，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从此，刘邦由“汉王”变成汉王朝的“皇帝”，登上了他日夜梦想的帝位。公元前202年在“汜水之阳”刘邦君臣所表演的这一套“劝进”程序，很具有典型性。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凡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多数都采用这种被“劝进”的方式，显得出于“无奈”，口称为“民”，半推半就地坐上皇帝宝座。尽管当皇帝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但临上台前，总要“推让”一番。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独特现象。

刘邦在“汜水之阳”由“汉王”改称“皇帝”，也就在制度上确立了定于一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完成了由秦到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性过渡。

定都和迁都　西汉是楚汉战争后诞生的新王朝，又是楚汉战争中汉国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这个王朝诞生后在许多方面都是汉国的延续。如刘邦即皇帝位的当年，史称“高帝五年”。即帝位后，除对一些诸侯加官晋爵外，汉王朝的统治机构无需重建，追随刘邦左右的原有文臣武将，就成为新政权的班底。

只有国都问题是需要西汉统治集团重新考虑的。因为，汜水之阳的定陶，只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地点，汉的国都原在栎阳。楚汉战争结束后，关东广大地区都统一在汉王朝之下，若仍在栎阳建都就不妥。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定都洛阳（河南洛阳）。其意义不难看出乃袭东周旧制，居“天下”之“中心”。

但定都后不久，有前往陇西戍边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时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应迁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迁往关中的好处：“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形势险要；又有“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也”，物产丰盈；这里人口繁盛，若入关而都之，即使关东有乱，“百万之众可具”，“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所以在关中建都，就如同“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且说动了刘邦。然而，与刘邦起事的左右群臣则纷纷反对。他们强调“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在这里“周王数百年”（《史记·留侯世家》），而在关中“秦二世即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些“理由”都是借口，实际是由于他们多是关东人，不愿到离家乡较远的关中去，所以坚持要定都洛阳。在这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阳附近“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不仅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于对广大的关东地区进行控制：“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

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仍在栎阳旧都“治栎阳宫”（《前汉纪》卷3），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建筑新宫，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栎阳迁往长安。从此以后，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以后的事实证明，西汉迁都关中的措施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因此，长安不仅始终是西汉王朝的首都，而且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有不少王朝建都于此，成为中国城市中作为国都年代最久的一个。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定都关中是正确的。[101]

统治集团内部更新　刘邦称帝后，追随其左右的文臣武将均成为开国元勋。通过分封、赐官、赏爵使他们皆身居显职，组成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尽管西汉王朝同秦王朝在形式和实质（即国体与政体）上是一样的，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但是，从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的成分比较，西汉王朝比秦王朝至少有以下变化：

（一）有更多出身下层或中小地主的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多系秦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如刘邦就是出身于“泗水亭长”的一个基层小官吏，家中虽有田产，但其妻吕雉及父太公仍须“居田中”参加生产劳动，而这个“好酒及色”的亭长，还常常欠别人的酒钱无力偿付，使人不得不“折券弃责（债）”（《汉书·高祖本纪》），一笔勾销了事。由此可见，参加起义前的刘邦，决非大地主贵族。至于随从刘邦起事的，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属于贵族；其次是张苍，曾任秦御史，叔孙通曾为秦待诏博士，属于秦代上层官僚。其余诸将相、大臣，多出自社会低层，如萧何曾为“主吏掾”（《史记·萧相国世家》），曹参曾为“狱掾”（《史记·曹丞相世家》），任敖也曾任狱吏，傅宽为骑将，申屠嘉为材官，均是小官吏或士卒出身。还有周勃在参加起义军前“以屠狗为事”（《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灌婴曾以贩缯为生。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是一般百姓。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自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是和秦统治集团的不同处之一。

（二）更多的关东地主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刘邦原籍沛县丰邑，除最早随他一同起义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丰沛集团”外，在后来陆续加入到刘邦军事阵营的，也多系关东地区人。因此，西汉王朝建立时，进入最高统治层的多是关东地主，来自关中的地主只是极个别的。至于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则全部来自关东。现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列十八侯之原籍、出身如下（见下页），由此不难看出上述两方面的变化[102]：

这十八人虽不能包括创建西汉王朝的全部重要功臣或官僚——如张良、陈平就未被列入——但以此分析汉初“布衣将相”的统治集团成分，则是具有代表性的。从出身或原职业看，十八人中出身小官吏或“中涓”、“舍人”的十名，出身“织薄曲为生”等小手工业者或“家贫”的下层人民者四人，其余四人一名为张耳之子张敖，一名为不明出身的陈武。明确标明社会地位较高的只有丁复为“越将”，王陵为“县豪”，在十八人中仅占九分之一。再从籍贯方面看，十八人中家居沛、丰的就占十人，其余八人也均来自关东诸郡，出于关中原秦地者无一人。

以上事实反映了西汉王朝建立后，与秦王朝相比较，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统治集团的成分有明显的变化。而这种更新对西汉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由于关东地主进入统治集团，改变了秦代以关中军功地主统治全国的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消除春秋战国几百年关中和关东长期对立、而秦统一后仍没有解决的矛盾。入汉以后这种地区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不能说与统治集团成分变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讲，西汉政权的建立，确是促进中国进一步统一的标志。(www.xing528.com)

其次，由于西汉统治集团中不少成员出身下层，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对劳动人民施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这虽然是秦末农民战争取得的成果，也不能不看到西汉统治集团成分变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西汉统治集团成分的更新，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这种变化，也是秦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则是不言而喻的。

“复故爵田宅”令　统治集团的更新，只是稳定西汉政权上层的措施。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发布的“复故爵田宅”令，则是针对全国广大臣民——包括地主和农民——而采取的安抚办法，以稳定整个社会。

在刘邦即帝位不久就颁布的这道“复故爵田宅”[103]的有名诏令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恢复一批地主的地位和财产，并扶植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如“复故爵田宅”的规定，显然系指原来有爵、有田宅的人而言。对七大夫、公乘以上“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等赋予的特权，也是在于恢复地主阶级的地位及其财产。与此同时，这道诏令还扶植起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如对没有军功爵的军吏卒，和军功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即五等爵；军功爵在大夫以上者，分别增加一级，如大夫增为官大夫，官大夫增为公大夫，以此类推。从七大夫以上，各令食邑，即坐食租税，这就使一大批有军功的吏卒，成为地主。这些军功地主是汉初政权的主要支柱。

其次，诏令也有保护自耕农的作用，如“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中的不少人当是贫苦农民，又对“诸侯子在关中者”有“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的优待，也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自耕农的发展是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本诏令对“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宣布“皆免为庶人”。这显然有进步意义，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总之，“复故爵田宅”诏令所贯串的精神，乃是对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均采取安抚政策。对地主，则保障其财产和政治特权，对农民则承认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奴婢则有限度地提高其社会地位，从而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刚刚诞生的西汉政权。当然，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加强地主阶级统治。尽管如此，这种政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叔孙通定朝仪　在推翻秦王朝之初，汉王刘邦就曾宣布废除秦代苛法繁仪。所以，在刘邦刚称帝时，朝廷之礼仪法规甚不具备，群臣竟可在皇帝面前饮酒争功，以至醉后狂呼乱叫，拔剑击柱，喧嚣闹嚷，不成体统。对此，刘邦当然颇为不满。

博士叔孙通就趁机劝说皇帝应召儒生制定朝仪，并自荐承担这一任务。得到刘邦首肯后，叔孙通即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采古礼与秦代礼仪制定出一套朝仪。由于叔孙通曾为秦博士，他所制定的这些朝仪多沿袭秦制。高帝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皆入宫朝贺，刚刚制定出的朝仪，也从此开始实行。是日，天尚未明，宫中侍卫、仪仗已罗立廷中。皇帝传警，群臣按事先排演好的次序，依官阶高低进入奉贺。礼仪庄严，场面肃穆，显示出皇帝的威严，臣下莫不震恐肃敬。行礼毕，举行朝宴，皆以职位高低向皇帝依次敬酒，一改以前那种喧哗、混乱的状态，益发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刘邦高兴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将叔孙通封为太常。从此，西汉一代的朝仪就这样确定下来。

推行广泛的招抚政策　将秦末以来流亡于各地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召集回来，是安定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所以，西汉王朝建立后，即推行广泛的招抚政策。前述“复故爵田宅”令，就是对“聚保山泽”的地主和农民的招抚，使他们回到本乡故土。对于游离于西汉政权控制范围以外的重要人物，刘邦则特别下诏，诱其归附汉王朝。如原齐相田横，“楚汉战争”中曾与汉军为敌，项羽败亡后，田横率五百余徒属逃离大陆入海，居岛中不降。刘邦即帝位后，就下诏赦田横罪，召其入京。田横因以前曾烹杀过汉使郦食其，而食其之弟郦商现为汉将，恐到京后被郦商复仇问罪，故不愿来京。刘邦遂下令：田横若肯归来，不仅保障其生命安全，而且允诺“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在刘邦诏书的感召下，田横终于放弃了与西汉政权对立的立场，遵命赴洛阳。但是，行至洛阳不远的广乡时，田横百感交集，他对随同自己一起归来的人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又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摇，我独不愧于心乎？”遂自杀。刘邦听到田横死讯后，大赞“贤哉！”而且为之流涕，又拜随同田横前来的二位“客”为都尉，派二千士卒以王者之礼安葬田横。后来，被拜为都尉的“二客”及尚留在岛中的五百壮士“闻横死，亦皆自杀”（《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之死，历来被人们视为古代人讲气节、重信义的典范，为人们所称颂。但田横等壮士从坚持与西汉政权为敌，到放弃对立立场自动归顺，以至羞愧自杀，刘邦所实行的安抚政策是起了极大作用的。事实证明，刘邦的这种政策对于广大民众和部分割据势力是有作用的。不过，对于那些野心很大，或拥有相当大的领地的割据势力，这种安抚办法仍无济于事。

总之，在刘邦即位的最初几年中，稳定政权，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通过上述的几个方面的措施，刘邦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不过，在这期间封建的统一尚不甚巩固，中央集权也不够强大，地方割据的势力对中央朝廷仍存在着严重的、潜在的威胁，封建统一政权分裂的危机再次出现。所以，在实施上述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诸种措施的同时，刘邦又同昔日曾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的诸侯王展开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