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农民战争的终结与约法三章

刘邦的变化　秦王子婴投降以后，有人劝刘邦杀掉子婴，被刘邦拒绝。他说：怀王派我率兵入关，就因我“宽容”，“且人已降服，杀之不祥”（《史记·高祖本纪》）。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与后来的项羽有很大不同。不过，当他以战胜者的身份进入咸阳以后，见到秦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的时候，也不能自持了，这个一贯“好酒及色”（《史记·高祖本纪》）的刘邦对如此辉煌壮丽、姹紫嫣红的场面，真是眼花缭乱，恋恋不舍，“意欲留居之”（《史记·留侯世家》）。这时樊哙提醒他说：你是欲有天下，还是欲当“富家翁”？若欲有天下就立即离开这里，还军霸上。秦宫内的美人妇女以及奇物等等正是“秦所以亡天下也”（《史记·留侯世家》引《集解》徐广曰）。樊哙所说是有道理的，无奈刘邦听不进去。最后，张良对他说：正因秦“无道”，“故沛公得至此”，现刚刚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请刘邦相信樊哙之“忠言”（《史记·留侯世家》）。这时，刘邦才大悟，立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退出咸阳，并非放弃当皇帝的欲望，而是由于当时还存在一个比他实力更强大的项羽。他不敢、也不能贸然登上帝位，只好“还军霸上”，准备与项羽一决雌雄。虽然刘邦并没有在此时称帝，但历史发展表明：他们在起义推翻秦王朝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重建一个封建政权。因此，在刘邦势力所到之处，就已开始建立封建秩序，改变了农民起义军的性质。

收秦图籍和“约法三章”当刘邦率军刚刚进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史记·萧相国世家》）争分财物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先至丞相御史府，将载有全国形势、户籍和档案资料、法令文书的“律令图书”保存起来，这个具有深谋远虑的人就是萧何。

萧何与刘邦同为沛丰人，参加农民起义前“为沛主吏掾”，是地方小吏，史称其“素有方略”（《史记·萧相国世家》），随刘邦起事后“为丞督事”，成为刘邦的得力助手。由于萧何将秦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使后来的汉代统治者很快地掌握“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为建立西汉地主政权做了重要准备。

刘邦还军霸上以后，即发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84](www.xing528.com)

对于刘邦的“约法三章”，历来在史学界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这一法令“安定关中的封建统治秩序，从而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和拥护”（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第157页）；有人则认为：约法三章的宣布，“深得那些饱受残酷压迫的人民的欢迎”（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第41页）。同是一个“约法三章”，却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意见，正反映了它本身具有复杂性质。

实际上，“约法三章”正是刘邦由农民起义领袖向地主阶级代表转变的标志。首先，这道法令在于保护地主阶级的生命财产，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乃是针对农民起义中“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汉书·张耳陈余传》）的情况制定的。至于“盗”更是明显地指贫苦的人民而言。在此之前，农民战争过程中，贫苦人民杀地主、官吏，劫夺官府、地主财物，在刘邦所率的队伍中视为合理的，但“约法三章”公布后，这些行为都被视为“犯罪”，要处死或“抵罪”。而这些秩序又都靠原来秦朝地主政权的官吏维持，“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可见“约法三章”在本质上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说“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应当是符合事实的。

但是，“约法三章”比起秦代的残酷刑罚来，毕竟是轻简得多，在秦的严刑酷法下，一些地方官“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因此，“约法三章”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法令，但它对人民说来也还算是“仁政”。所以，它也得到受尽“秦苛法”折磨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出现了“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刘邦）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的场面。

总之，“约法三章”是推翻秦王朝后，刘邦发布的第一道法令，这一法令的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由于它较“秦苛法”对人民的束缚轻简得多，因此，也受到广大人民欢迎。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标志着刘邦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