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农民战争的终极胜利

秦王朝的灭亡　与项羽军北进同时，刘邦率一部分义军向西进攻，一路上收陈胜、项梁的散卒，军至昌邑（山东金乡），同另一支起义军彭越部会合，至栗（江苏沛县境内），又将楚怀王故将刚侯柴武的部队收编。在此期间，刘邦的义军与秦军战斗不能取胜，攻昌邑也不克，于是向西过高阳（河北高阳东）。高阳监门（守城门的小吏）郦食其（音力异基）向刘邦献策：首先攻陈留，因那里有秦军粮仓。刘邦接受郦食其的建议，果然袭取陈留，得到秦积粟。于是封郦食其为广野君。刘邦又率军与秦将杨熊大战，在曲遇（河南中牟东）大破杨熊军。义军长驱西进，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齮，齮败保守宛城（河南南阳），刘邦欲绕过宛向西入关，张良劝他先攻下宛以解后顾之忧。于是刘邦将宛包围准备强攻，后来接受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即同秦军守将谈判，秦军立即向刘邦义军投降，而义军封原来守将继续守宛，结果谈判成功，封宛守为殷侯，陈恢为千户。自从宛城一地和平解决后，刘邦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各地纷纷效仿宛守，向刘邦投降，义军长驱直入向武关进击。

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秦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在此之前，赵高就杀死丞相李斯，独揽朝政。昏庸的胡亥，只知“肆意极欲”，“作宫室以章德意”，大权早已旁落入赵高一人手中。赵高为进一步篡权，欲试探一下朝廷文武官员，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八月己亥，赵高将一头鹿献给二世，竟当众硬说这是一匹马，二世胡亥笑道：丞相错了，明明是鹿为何说是马？当场问大臣，有的说是鹿，有的不吭声，有的还阿顺赵高也跟着说是“马”。事后，赵高将当时说是鹿的人都加以迫害、打击，结果，“群臣皆畏高”。这“指鹿为马”的故事，反映了赵高的权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刘邦率兵至武关时，关东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农民起义军手，许多地方的秦朝官吏纷纷投降义军，不少六国旧贵族也叛秦而自立。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赵高恐二世对他责难，于是就先下手，同其婿咸阳令阎乐和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杀掉二世胡亥，将秦政混乱的责任推到胡亥一人身上。当阎乐携兵器闯入望夷宫时，对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叫其自杀，二世要求“愿得一郡为王”，不准；又要求“愿为万户侯”，仍不准；又进一步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仍不准。最后逼得二世终于自杀。

赵高杀死二世后，即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同时，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与义军讲和，愿在关中自立为王。据当时的形势，秦朝灭亡在即，刘邦当然拒绝讲和，率军攻入武关（陕西丹凤附近），进至峣关（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欲以二万人攻秦守军，张良献计：一方面设疑兵，大张旗鼓威胁秦军；另一方面对守关秦将诱以重宝，引其叛降，然后趁其不备向秦进攻。刘邦按照这个计划执行，果然大破秦军，“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史记·留侯世家》），蓝田一仗，打得秦军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秦王朝灭亡已成定局。

在这样情况下，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当刘邦军队破武关至霸上（陕西西安市东南）逼近咸阳时，刚刚当了46天秦王的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起义的农民军投降。这正是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元年）冬。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就被伟大的农民战争所推翻了。

秦朝速亡的原因和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秦王朝自公元前221年建立以后，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这一严酷的现实，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政治家不断地探讨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种种解释。[82]但是，笔者认为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秦王朝政权掌握在以秦始皇为首的军功地主手里，其实行的统治特别残暴。如前所述：秦代地主阶级中，实际掌权的只是极小一部分秦国的军功地主，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六国的豪族地主和普通地主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就产生以下三个后果：（一）秦王朝政权的阶级基础非常狭窄，它将愈来愈多的人推向与自己敌对的地位。所谓“奸人并起，万民离叛”（《汉书·贾谊传》）正反映秦代统治者的孤立状况。（二）统治特别残酷。《汉书·刑法志》载：“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即奖励军功，由长期战争中培养起的军功地主，只懂得暴力，不知其他。因此，在取得统一政权以后，依旧“负力怙威”（《汉书·地理志》），对天下人民进行无限度地剥削，压榨。这种剥削压榨已经超过人民和社会可以负担的限度，“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结果“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三）未能彻底铲除割据的痕迹。秦王朝统一后，采取各种措施巩固统一，这是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但秦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尚保留着极强烈的、狭隘的地域观念，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割据的痕迹尚不能完全铲除干净。如秦的统治者对秦国故地关中，和原关东各国地区的人民表现出亲、疏不同的态度，关东各国故地吏卒被征发到关中服徭役的，常常被当地的卒吏欺凌、侮辱，“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史记·项羽本纪》）。这在客观上加深了关东地区同关中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削弱了秦王朝统治的基础。由于军功地主统治所造成的上述恶果，使刚刚实现统一的秦王朝，又立刻将自己置于灭亡的境地。如果不把秦王朝推翻，诞生不久的封建社会就无法成长起来，初步实现的统一也不能巩固，社会经济更无从发展。出路何在呢？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解除了由秦代军功地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为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场起义，像火山一样在秦王朝统治阶级脚下爆发，首先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挣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从而调整了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得到调整，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其次，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从士卒到将领，多来自关东地区。秦王朝的灭亡，也意味着关中、关东地区间不平等关系的结束。西汉建立后，以刘邦为首的关东地主集团进入关中，对全国进行统治。这对于进一步消除战国以来遗留下的割据痕迹，巩固封建的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秦末农民战争是推动当时历史发展的动力。(www.xing528.com)

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广大起义群众所表现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尽管秦王朝建立之时尚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还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但当农民起义狂飙起来以后，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统治就被迅速击溃。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小撮统治者，而是人民，是为争生存而奋起拼命的人民。秦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给那些蔑视群众力量的统治者们当头一棒。秦以后的许多地主阶级政治家，心有余悸地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都不得不重视“民”的作用。从汉代的贾谊大声疾呼，要讲究“牧民之道”（《过秦论》），到唐代的李世民说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时，秦朝覆亡的可怕景象定在他们的脑际中萦回。这就促使他们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缓和的政策。这对于改善农民的境况，促进生产力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秦末农民大起义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道路。秦王朝被推翻的事实，鼓舞着以后无数次农民起义领袖和群众的必胜信心。从而使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此伏彼起，绵延不断，推动着社会前进。

秦末农民大起义表明了：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虽然可以推翻旧王朝，但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可能提出超越封建社会的纲领、目标，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起与地主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继农民起义胜利而出现的，仍然是一个封建地主政权。所以，农民战争实际上起到改朝换代工具的作用。[83]

总之，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像一颗流星划破黑暗的长空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后，就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