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牺牲导致二起义军挫折

陈胜、吴广的牺牲和农民军的暂时失利　以二世为代表的秦王朝统治阶级，在向农民军反扑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凶恶残忍的本性。当章邯率数十万骊山刑徒及“奴产子”组成的军队向周文一军反扑时，二世竟不顾北方匈奴入侵的危险，丧心病狂地调回戍守在北方的数十万军队，令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这支部队由秦将王离率领，由上郡直接东渡，经太原至井陉，后来深入赵地，当时被称为“河北之军”（《史记·高祖本纪》），成为屠杀黄河以北起义军的凶恶刽子手。

在秦军全面反扑的形势下，起义军内部又发生分裂，吴广的部下田臧等人，因见周文失败，秦军不久即至，荥阳迟迟不能攻下，就准备分一部分军队牵制荥阳，而以大部分精兵迎击秦军。本来，这种战略计划完全可以同吴广商量，但是，田臧等人却以“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史记·陈涉世家》）将吴广杀掉，并“献其首于陈王”。陈胜在当时也无法，只得封田臧为令尹，任上将。田臧得到任命后，就留李归等守荥阳，而自己率兵迎击章邯军于敖仓，双方皆以主力投入战斗，结果田臧兵败战死。章邯又继续向荥阳进攻，李归所率军队，在两面夹击之下也战败，李归等壮烈牺牲。

这时，进军北方的诸路军队，均割据自保，不仅不主动向秦军出击援救主力军，反而不断互相残杀，如武臣部下杀死武臣。张耳、陈余又另立赵歇为王。另外，召平进攻广陵，邓宗进攻九江，也无力回援。这样，当周文、吴广两路军队被打败后，起义军的中心陈县就显得兵力十分单薄，形势危急。

陈胜称王以后，开始骄傲和贪图享受，对“沈沈”的“殿屋帷帐”也大感兴趣起来，以至逐渐脱离劳动人民。起先，有与陈胜曾同佣耕的农民听说陈胜已为王，便来陈见他。陈胜的门卫森严，不得见。后待陈胜出门，才拦路呼见。此时，陈胜尚能不忘故旧，“乃召见，载与俱归”。但后来，客出入于老友陈胜的宫殿十分随便，又向别人讲起陈胜的往事。于是就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胜也认为有损自己的“威信”，竟把这曾经同甘苦的朋友杀掉。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连他的妻父也说他“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史记·陈涉世家》《索隐》顾氏引《孔丛子》云）。从此以后，曾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一两个近臣：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制驭群臣，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武二人有私怨者，往往就任意加罪以报复，结果失掉人心，“诸将以其故不亲附”（《史记·陈涉世家》）。这就种下陈胜加速失败的种子。

当章邯军逼进陈时，陈胜已没有多少兵力，这时，邓说在郯被章邯击败，逃回陈，伍徐也在许被章邯击败，散兵也逃回陈。陈胜派去当秦嘉等人军队的监军的武平君叛，被秦嘉杀掉。所以，面对着穷凶极恶的章邯军，陈胜只能派房君蔡赐出击，另派张贺在城西策应。但章邯军来势凶猛，蔡、张两军抵挡不住，兵败，蔡赐、张贺皆牺牲于战场。

十二月，农民军的根据地失陷，陈胜率一部分部队且战且退，经汝阴至下城父（安徽蒙城西北），陈胜的御者庄贾杀害了陈胜，投降秦军。这一位农民战争的领袖，就在这里牺牲了。农民起义暂时失利，革命形势到了最低潮。

陈胜虽然牺牲，但由他和吴广发动起来的农民大起义，却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其首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至于在初步胜利后，陈胜所表现的骄傲、贪图享乐等等应当成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陈胜死后，他原来的涓人（近侍）、后任将军的吕臣，组织了苍头军[79]，在新阳（安徽界首市北）重新举起义旗，他们决心为陈胜报仇，夺回陈县。果然，不久苍头军就“攻陈下之”，杀死叛徒庄贾，使“张楚”的旗帜在陈的城头上飘扬，“复以陈为楚”（《史记·陈涉世家》），后来，秦军又向陈县反扑，吕臣等寡不敌众，率兵转移，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会合，在青波（河南新蔡县西南）击败了秦的左、右校尉，又第二次夺回陈县。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吕臣的这支起义军与项梁的义军会合，成为刘邦、项羽下属的一支反秦部队。

原来被派去西征的另一路农民军，由宋留率领还没有到武关，就传来陈胜牺牲的消息。他们的后路已被秦军切断，南阳落入秦军之手。宋留率众向新蔡撤退，在秦军的猛击下，宋留投降，全军瓦解。后来，秦军竟将宋留送回咸阳，处以车裂的酷刑。

秦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二世、赵高、李斯三人是为互相利用而结合起来的。因此，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勾心斗角的斗争。

李斯比起昏庸的二世胡亥来，还是有一定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的。他见到关中危机稍稍解除后，二世仍旧骄奢无度，故态复萌，几次都要劝谏。但二世不仅不听，反而责问李斯说：听说古代的君王都是很辛劳的，难道贵有天下的君王就是为了如此“苦形劳神”而当的吗？我是不希望当这样的君王的，我想随心所欲，还要永远保有天下，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守，在荥阳未能阻止周文军西进。章邯率军击败吴广军以后，就追查李由对吴广等西略地“过去而弗能禁”的案件，并讥讽身为丞相的李斯，竟如此无能！李斯心中恐惧，又怕丢掉爵禄，听到二世责问，为谄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之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而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这样的君主简直是受罪。(www.xing528.com)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

李斯所说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他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这就是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君主还要大权独揽，要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因此要专断：“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这样的君主就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认为：只要实行这种“督责之术”，君主的位子就坐稳了，百姓也不会造反，“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他们惟恐触罪，哪里还有反叛的心呢？

李斯的这一套“督责之术”，虽是取悦于二世的言论，但并非他自己独创，乃是鼓吹专制主义的法家人物一贯的主张。[80]不过李斯说得更露骨而已。

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当然为秦二世所欢迎，“于是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是“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多者就是“功臣”，于是二世洋洋自得地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与李斯和诸大臣均有私怨，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对自己不利，就对二世说：今陛下即位不久，年纪又轻，何必与大臣们一同议事？若办事有错反而被群臣轻视，以后就不必召见大臣，深居宫中优游享乐就行了，有事我可与之计议。这样，大臣就不敢奏报不确之事，而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以后就“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公卿希得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事皆决于赵高”（《史记·李斯列传》）。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二世更加奢侈无度，秦王朝的统治进入到最黑暗的时期。

当时的秦王朝军队还在关东同农民军作战，要不断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这已经给关中百姓造成极大负担，而二世却还加紧征发徭役修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史记·李斯列传》），使人民陷于更深的苦难。赵高、李斯等不仅一手造成人民的苦难，而且利用这种事实，进行争权夺利，结果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赵高故意对李斯说：你是丞相，对皇帝应有所劝谏，于是李斯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劝二世停止正在修建的、劳民伤财的阿房宫工程，以“减省四边戍转”（《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时，二世正与宫中妃嫔美女宴饮作乐，闻李斯等前来奏事大为扫兴。赵高趁机在旁进谗言道：李斯有“裂地而王”的野心，其长子李由为三川守，所辖境内陈胜军公行，李由不仅不出击，而且与其有书信往来。对于赵高的诬告，二世深信不疑，下令将李斯、冯去疾、冯劫三人系捕入狱。去疾、劫愤然自杀，李斯在囹圄中等待着裁决。

二世令赵高审讯李斯，赵高刑讯逼供，迫李斯承认谋反罪行，并将其宗族宾客收捕殆尽，李斯在酷刑之下只好招供。但他仍存一丝侥幸心理，从狱中向二世上书，希望得到宽赦。岂知李斯所上之书根本无法送到二世手中，而被赵高扣下。于是，赵高又令人假扮御史、谒者、侍中等反复审讯李斯。只要李斯稍有否认谋反口供，就加以严刑拷打。以这种手段威逼，终于使李斯不敢翻案，最后在二世派来审讯的人面前，亦不敢改变口供，承认有谋反之罪。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具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并被“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的一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在辅佐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过程中，有其一定的贡献，是秦始皇身边有数的几个具有政治见解的大臣之一。但由于其贪图禄位，缺乏气节，始而投靠二世、赵高，不敢坚持个人的政治见解，甘愿与昏君、奸佞沆瀣一气，最后不仅毁掉前半生之功业，而且在权力的角逐中丧生。对李斯的功、过，应给以公允的评价，而其一生政治经历，也给后世的大臣、官僚和政治家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李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残杀中结束了他功过参半的一生。秦代历史舞台上，只剩下二世和赵高在继续表演为自己掘墓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