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统一在统一货币、度量衡的同时，秦王朝还对文字进行了整理和统一。
早在距今六千余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刻划文字，郭沫若就认为是中国的原始文字（见《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奴隶制时代》）。到战国时代，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文字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全国各地的文字有很大的差异，“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正是当时政治、经济不统一的反映。同样一个字，往往会有多种不同写法。如“马”字，在楚国至少有两种写法：
；在燕国也有两种写法
；在三晋也有两种写法：
。又如“安”字，在山东六国也有多种字形：
等。这种关东使用的千变万化、没有一定体系的文字，称为“六国文字”。
秦国在统一前使用的文字与六国文字不同，称为“小篆”（秦篆）。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的。大篆又称籀文，小篆的形体比大篆更加整齐和定形化，不仅线条简单、均匀，而且改变了大篆的繁复写法，减少了许多异体字。可见，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得多，而六国文字比起篆文来，就更加难以识别了。这些文字写法既不一致，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自然给各地文化交流造成严重的障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说文解字》叙）。为推行这种统一的书体，秦始皇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60]经过整理后的小篆字形，有秦始皇巡行各地时制作的刻石，传为李斯手书，留传至今者有《泰山刻石》（只残存九字，嵌于泰山下的岱庙中庭）、《琅邪台刻石》（残存86字）以及峄山、会稽两刻石的摹本。从刻石上的秦小篆字体来看，它一方面仍然保留着大篆字体结构和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则对字体的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整理加工。整理加工的原则是使之规范化，主要是下列三个方面：
（1）各种偏旁形体统一，每个字所用偏旁固定为一种，不用别种代替。
（2）偏旁的位置固定，不能随便移动。
（3）每个字书写的笔数和笔顺基本固定。
这种经过整理后的小篆，比起大篆文字要简易得多，比起六国文字更为易认、易写。(www.xing528.com)
与篆书通行的同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又创造出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61]。隶书开始时只是写得比较草率和不够规范的小篆。郭沫若同志指出：“在文字结构上，初期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至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也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化的字体。这种字体笔划直线方折，结构平整，书写方便，因此，不仅在民间流行，就是封建政府书写文件，除重要诏书外，一般都使用隶书。因此，隶书是秦代统一文字后所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书体，包括一些律令文书，也是用隶书体写的。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
秦代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在秦以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过割据局面，各地方言亦不一致，但文字却始终是统一的，而文字的统一对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则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秦代统一文字的功绩，是不应抹煞的。[62]
端正风俗 历来人们对秦人就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秦与戎狄同俗”，“不识礼义德行”（《战国策·魏策》三），文化很落后，风俗很坏。如说“（秦人）借父
锄，虑有德色，母济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汉书·贾谊传》）。又如说“秦之俗，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新书·保傅篇》）。由此便得出结论：在秦王朝统一后，政府所提倡的除了“告讦”“刑罚”“贪戾好利”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主要原因在于秦之速亡，有关秦代的史籍，无一不出于对秦抱有极大反感的作者之手，所以总是有意无意地对秦代野蛮、落后的方面加以渲染或夸大。例如上举《汉书·贾谊传》中所述之秦俗，视为商鞅变法前后的情况则可信，若笼统地称为“秦俗”，使人觉得统一中国后的秦代亦复如此，则大谬不然了。
历史事实证明，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就极力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君列传》）这种努力不是白费的，到秦统一中国前，秦人的文化、风俗已被六国之人所称颂，如荀子说“入（秦）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荀子·彊国篇》）。秦政府在统一中国前就十分注意整顿各地的风俗，如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秦的南郡守腾颁发的布告中，特别宣布要“除其恶俗”“去其淫避（僻）”，并针对“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的现象，重申禁令“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统一中国以后，秦政府更加注意端正风俗，倡导封建的文明。
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是原齐国故地，号称“礼义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方面是赞颂统一之辞，同时也有表彰当地风俗之意。如果对照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下的铭文，就更可清楚地体会到这方面的意思。会稽（今浙江绍兴）为故越国之地，这里淫泆之风较盛，所以在会稽刻石上就有“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等句。可见，这些刻石内容都是有针对性的，其中倡尊“礼义”、反对“淫泆”，正是秦王朝统一后端正各地风俗的一个重要措施。提倡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是秦王朝统一后各种措施中的重要一个，也不应抹煞。而且，从秦刻石的内容可看出：秦王朝将端正风俗同灭六国相提并论，其重视程度由此可知。正如明末学者顾炎武指出的：“（越）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并提而论，且不著之燕齐，而独著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日知录》卷13）这种分析和事实是相符的，其评价也是不算过分的。“行同伦”，是端正风俗的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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