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政策保护封建经济秦王朝实施稳定秩序

“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贯实行的国策。在《商君书》中曾经申述了“重农抑商”的必要性：“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农战》）为保护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秦王朝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抑商正是为了重农；不抑商，重农就会落空。这一思想在秦王朝统治阶级中间，是很明确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就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将“上农除末”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向全国公开宣布。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登上琅邪台刻石记功，就把“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这样的话刻在琅邪台上。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在碣石刻石中，也刻下“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字句。表示“上农除末”是秦王朝的根本方针。

秦王朝的很多政策、措施正是贯彻这一方针的：“上农”就是鼓励农业、手工业生产活动，“除末”乃是打击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商业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无关的活动。如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就“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把商贾和逃亡的人以及依靠别人生活的赘婿[59]送去戍边，反映了秦王朝将商人置于很低的地位。在秦代，商人的户籍也与别人不同，称为“市籍”，政府对“有市籍者”采取种种打击的办法，就是对“有市籍者”的子孙也不放过。据汉代政论家晁错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汉书·爰盎晁错传》）。这应是可信的。秦代连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人“有市籍”、祖父母、父母“有市籍者”都加以打击。可见“除末”并不是一句空话。当然，对于乌氏倮和巴寡妇清等这样“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史记·货殖列传》）的大富豪，则是另外一回事。秦王朝不仅对他们不采取打击政策，反而尊崇、拉拢，“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对巴寡妇清则“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

秦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封建所有制，维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稳定秩序。而“商人对于这样一个在一切其他方面都很安定，好像是世代相传，安安定定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在这个世界出现了，这个世界的变革，就是从他那里出发。不过，他并不是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正好相反，他也是作为一个平常的人”（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2月第2版，第1056页）。为了不使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商人这个“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秦代以及后来的封建王朝均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参见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不过，像巴寡妇清这样的大商人应是例外，因为她的活动不仅无害于封建经济发展，而且对其有利。据记载：“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如何“自卫”？据说“清以财饷遗四方，用卫其业，故财亦不多积聚”。（《史记·货殖列传》及《正义》）“以财遗四方”无非是向地主阶级及其政权上贡行贿，以致自家也“不多积聚”。这实质是为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聚敛。这种活动不仅对封建经济无害，而且有利于其发展。所以像巴寡妇清、乌氏倮这样的大工商业者要受到秦始皇的特别优待了。

“重农抑商”是秦王朝封建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这种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稳定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统一全国货币　秦统一中国以前，货币非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货、圜钱和郢爰四大系统。而在这四大系统之下，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又分别流行着不同种类的货币。货币的种类大致有下列数种：

布钱可分为：古布（原始布、大铲布）；空首布，其中又有平肩桥足空首布、尖肩尖足空首布、斜肩桥足空首布的区别。平首布，其中又有平足方肩布、尖肩尖足布、圆肩桥形方足布和圆肩圆足布的区别。

刀货可分为：古刀；尖首刀；明字刀（面文有“”字）；圆首刀。

圜钱可分为：圆孔圆钱；方孔圆钱。

郢爰只盛行于淮河流域以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这里除郢爰外，还通行一种形若海贝的蚁鼻钱。

以上数种货币，除郢爰流行于南方楚国外，大致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货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圜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赵、魏等国沿黄河地区。

统一前的秦国使用圆钱，即所谓“半两钱”。这种钱一般直径在1.1秦寸以上，重在六—八铢。近年来在秦国遗址多有发现。这种钱在货币史上有很大的意义。它出现得最晚，是布钱和刀货在形制上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出土资料可知：秦国的货币主要有圆孔（或方孔）无郭圜钱（钱文仅记铢两，不记地名）。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圆肩圆足有孔布。

秦统一中国以后，各地原来流行的不同形制的货币，显然与统一的形势不适应。这些货币不仅形状不同、名称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不同。如有的用斤（十六两），有的用镒（二十两），这就为经济发展造成了障碍。

为了发展封建经济，当然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经济剥削，如收口赋就要求缴纳货币。所以秦始皇统治时期下令统一全国货币。秦国原来流行的一种文为“重十二朱”（半两）的方孔圆钱，是秦国圜钱中最晚出、最进步的一种形式。统一全国后，秦就以这种钱为基础向全国推广，统一货币。(www.xing528.com)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结合近年来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可知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秦半两

（1）将秦国原流通的“半两”钱推广于全国。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秦统一后，废除了秦国原有的圆肩圆足布，改铸“重一两十二朱”“重十二朱”“两甾”“重一两十四朱”“重一两十三朱”等旧钱为“半两”方孔有郭圜钱。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秦始皇时代的“半两”钱很多，如在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和刑徒墓中就出土了六百余枚半两钱，说明这种钱在当时是相当多的。经实测：秦半两钱直径一般为2.5—2.77厘米。重量为2.5—3.35克，实际重量为五铢或六铢，这是秦代流行最广的货币。据有人估算，秦代一枚半两钱可购粟约今1.23市斤，或麻布今之0.61市尺。而一头活猪则值250钱左右，每个劳动日价值则是8个半两钱（参见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载《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

（2）废除原在秦以外通行的六国刀、布、蚁鼻钱以及郢爰等，一律使用新规定的货币。

（3）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上述方孔有郭圜钱为下币。

币制统一后，克服了过去使用、换算上的困难，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而秦代圆钱的形式，因其使用方便，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代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度量衡制各不相同。根据现有文物和文献资料，可知战国时代的各国度、量、衡差别的情况大致如下表：

如此混乱的度、量、衡制，对于统一的秦王朝显然是不利的。于是，在秦统一中国后，就“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以原秦国的单位为标准，淘汰与统一不合的制度。而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的规定。现存世有商鞅铜量，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年）商鞅颁布的标准量器。器铭曰：“十八年，齐皛（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年尊（寸）五分尊（寸）壹（一）为升。”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就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由政府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至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刻在标准器上的诏书全文是：

秦高奴禾石铜权

历年来出土的秦代度量衡器，如“高奴禾石铜权”，“商鞅方升”诏版等均有上述铭文。而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秦代标准器出土地，除陕西等秦故地外，在山东的邹城和诸城一带的齐国故地，江苏的盱眙等楚国故地，辽宁的赤峰，内蒙古的奈曼旗善巴营子古城等燕国故地，河南禹州等韩国故地，山西的右玉、左云等赵国故地都有。可知秦代统一度量衡确实推行于全国各地。

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又同征收赋税有直接关系。所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目的是便于对人民的剥削，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然而，度量衡的统一，在客观上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各地联系的加强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这项措施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