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和限制-秦汉史探析

“使黔首自实田”商鞅变法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秦国确立。但是，秦国的土地私有具有特殊的形式。由于秦在奴隶社会即变法之前实行的是一种爰田制[48]，商鞅变法以后，承认土地私有，但仍保留了爰田制的形式，“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复易居也”（《汉书·地理志》引孟康曰）。这就告诉人们：秦国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实行的土地制度仍称为“爰田”制。不过，这时的“爰田”已不同于奴隶制的“爰田”，土地已经属于私有，“不复易居”就是证明。所以孟康所说的“复立爰田”，实际在性质上已有根本变化。然而，既然称为“爰田”，就表明这种形式的私有土地还保留着爰田制的外壳，其中“莱田”的存在就是重要的形式。“莱田”即休耕土地，在奴隶制的爰田制下，“莱田”（休耕地）和“田”（耕地）均由奴隶主国家掌握，劳动者（奴隶）毫无主动权地被迁来迁去——“爰土易居”。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进入封建社会，私有土地出现了，在这里进行生产的劳动者不再被“爰土易居”，但封建国家对土地私有权仍有很多的干预，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障爰田制的形式不被破坏，使“莱田”和“田”的区别保留下来。1979年春，四川省博物馆在青川县54号战国秦墓中，发现木牍两件，内容是秦国政府对于土地上设立“封沟”的规定。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将现耕地（“田”）与休耕地（“莱田”）区别开来。[49]以法令的形式保障爰田制形式的存在，同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反映出的政府对土地耕作、经营等各个方面均有详细规定一样，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反映了国家政权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和限制。这正是爰田形式下土地私有的重要特点。忽略了这一特殊形式，不仅对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的土地制度，就是对秦简内容也会作出种种不同的理解。[50]因为“爰田”必须保留相当数量的休耕地（据《周礼·遂人》记载，“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田百亩，莱百亩……下地……田百亩，莱二百亩”）。所以，政府要保持这种土地制度，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对私有土地耕作等事，包括土地的使用、收获状况等等进行监督。这虽然是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私有的性质。秦统一前所实行的土地制度，正是这种具有特殊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爰田制。

尽管封建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干预不影响土地私有的性质，但这种“爰田制”在私有程度上毕竟是不发达的形态，它限制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秦统一以后，这种制度就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障碍。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秦王朝政府“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引《集解》徐广曰），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障碍，促进封建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史学界有人认为“它标志着在战国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权”（郭沫若《中国史稿》第2册第121页）。但为什么是对土地私有权的“进一步”“确认”？目前尚无人给予详细说明。如果说仅仅是承认土地私有，那么早在数百年前的公元前594年的鲁国就“初税亩”，公元前408年的秦就已“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了。土地私有权早已在那时就在西至秦、东至鲁的全国范围内开始“确认”了，无需至秦统一后再“进一步”。“使黔首自实田”的意义在于：令全国百姓（黔首）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包括田地与休耕地（即“田”与“莱田”）如实上报。这表示，今后国家不再干预私有土地使用情况，不再规定必须有“田”及“莱田”的明确划分。这就无异于宣布“爰田”制的彻底废除。翌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中曾记下这样几句话：“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碣石刻石之前，秦始皇先后在之罘、琅邪、邹峄山留有刻石，其中歌功颂德之辞虽大同小异，却均无“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之词。可见，这绝不是一般颂辞，而有其具体意义。按“产”即指农业生产[51]，来田即莱田。“久并来田”者，谓政府将以前强行规定分开之“莱田”与“田”合并起来，不加干涉。由于取消了这种“爰田”制的残余，减少了政府对私有土地的干预，于是“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莫不安所”而欢欣鼓舞了。从秦简和其他文献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自秦始皇三十一年以后，政府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明显地减弱。这从侧面证明“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废除爰田制残余。从此“爰田”在历史上消失了。

因此，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是扫除封建土地私有障碍的重要措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赋税制度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的同时，赋税制度也在秦代确立起来了。

秦代的赋税，主要是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

田租，即按土地征收的田税。自秦简公七年（前408年）“初租禾”开始，秦国就正式征收田租。统一中国后，依然征收田租，不过办法略有不同。据《通典·食货》记载，秦以前的田税“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地数未盈，其数必备”。这就是说，秦以前国家征收的地税（即田租）是按土地亩数征收的。秦王朝建立后不论实际土地有多少，国家只按政府掌握的每人应有土地亩数征税，即使并无那么多土地，也要按此数目征税。这种情况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可以找到证明，例如：“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藁二石。”（《田律》）这个“受田之数”一般应为“百亩”，不论实种多少地，政府都按每人百亩的数目征田租，这就是“舍地而税人”的意义。

秦代征收田租主要是收实物，一曰谷粟，二曰刍藁。当然大量的应是前者，但后者的数目也不少。因为秦代官府豢养马匹牲畜的数量相当多。这一点从秦简的资料中可得到证实。(www.xing528.com)

秦代的田租实行分成计征制，田租率约为“什一之税”（荀悦《汉纪》）。但因“舍地而税人”，“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所以实际征收量自然远远超过产量的十分之一。从现有资料考察：秦代征收作为土地税的田租，比起按人头征收的口赋，是轻很多的。这显然是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有利的税收政策。

口赋，即按人口征收的人头税。秦代的口赋征收是“计口出钱”，所谓“头会箕敛”（《汉书·张耳陈余传》），“吏到其家”“以箕敛之”。口赋所“敛”的并不是谷，而是钱，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金布律》）就可证明。畚，就是畚箕，“箕敛”乃“受钱”而非“受谷”是确凿无疑的。

秦代的口赋规定每人出多少钱，无直接资料可考。但汉代的口赋为一百二十钱（《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代的口赋当不会低于此数，若以每人每年所纳口赋一百二十钱计，则五口之家需纳六百钱。秦汉时粮价约为“石三十钱”（《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汉书·食货志》），六百钱折二十石谷。照一般估算，秦汉时粮食产量“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汉书·食货志》），则“什一之税”的田租就占去“五口之家占田百亩”的小农全年收入的十石，而六百钱的口赋需二十石粮支付。可见，口赋的负担远比田租要重。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民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口赋所加给农民的负担，实际远超过此数。因为政府所收的是钱而不是粮、草。所以，农民要把生产出来的粮、草换成钱，又要受一层剥削，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除田租、口赋以外，秦代还有一些杂赋。这种“杂赋”往往是各色名目的临时征调。据《通典·食货》秦代规定“提封之内，撮粟尺布”。这些“土贡”、“撮粟尺布”大概就属于“杂赋”一类。另外还有“罚赋”（黄今言《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载《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可能也是“杂赋”的一种。

综上所述，秦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是相关联的。秦统一后，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确立，“使黔首自实田”，扫清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封建土地私有制从此成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态，国有土地只是那些无主荒地和“苑囿园池”，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很小。因此，秦王朝政府的赋税收入，并不是基于土地所有权，即不是地租的性质[52]，而是取决于封建国家的强制，为维护“公共权力”的需要由广大劳动人民提供出的剩余劳动。当然，地主政权对劳动人民这种剩余劳动的榨取，是相当残酷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