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匈奴与秦王朝的关系及万里长城的建造

秦王朝建立前的匈奴族　匈奴是我国古代被称为“狄”“戎”“胡”等许多氏族、部落经过同化、融合而形成的部落联盟。[30]从上古到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已从原始氏族，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时代。在秦王朝建立时，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为头曼单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可见，此时的匈奴部落联盟还不十分巩固，各部落之间仍聚散无常。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秦王朝建立前后，正是匈奴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其社会形态已开始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31]

匈奴的经济生活，一直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随美草甘水而驱牧”（《盐铁论·备胡》），“逐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生活。因而“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狩猎在匈奴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史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子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史记·匈奴列传》）。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这些记载是可信的。

不过，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已有匈奴人学会农业生产，在属于公元前7至3世纪的匈奴族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已发现石臼。[32]因此，认为匈奴“无田畴之积”（《盐铁论·备胡》）无“耕田之业”并不完全准确。只是农业生产在匈奴经济中始终不占主要地位而已。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匈奴人已使用铁器，如197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桃红巴拉发掘的一批匈奴墓葬中，除发现有铜制的鹤嘴镐、锥、小锤、斧、凿、短剑等以外，还有铁刀，虽然这里的铁刀被认为“应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74页），但铁器毕竟在这里出现了。经济方面的变化，正是促使匈奴社会在公元前3世纪出现激烈变化的原因。

当秦王朝建立前夕，开始强大起来的匈奴，在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蒙古高原地区，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这支“人习战攻以侵伐”（《汉书·匈奴传》）的民族，常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原地区当作“侵伐”对象，掠夺内地的人民、牲畜、财产，使这里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尤其是当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中原战事方酣，匈奴趁各诸侯国无暇外顾，占据了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说来，匈奴占领“河南地”犹如一把刀插在背后，但在统一六国的战争过程中，秦国不能不把抗击匈奴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任匈奴势力在北方发展。

“悉收河南地”秦王朝建立以后，匈奴的威胁就成为了突出问题。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胡”（即匈奴）骚扰的忧虑。所以，在秦军统一南方的同时，秦始皇又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秦军北伐匈奴。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一举“悉收河南地”，夺回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第二年秦王朝的军队又越过黄河，夺取了为匈奴控制的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大青山以西地区）等地。

匈奴头曼单于在秦军的打击下，放弃河南地及头曼城向北退却七百余里。秦王朝就在收复的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置四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33]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秦迁内地人三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是值得肯定的。

万里长城的修建　为防御匈奴进扰，秦王朝还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本来，在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为军事上的需要，都在边境上筑有城墙[34]，当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王朝的军队将匈奴人从阴山、“河南地”逐走以后，匈奴的实力并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秦朝需要随时防备匈奴的进攻。于是，秦始皇就决定在北方各诸侯国原有的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一条横亘于匈奴进入中原道路上的长城。修建成的这条秦朝的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据我国考古工作者最近的调查和统计得出的科学结论认为：“秦始皇长城5000多公里。”（见《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侧记》，载《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的确是名不虚传的“万里长城”。

据考察，秦王朝所修筑的这条“万里长城”依其修建状况可分三大段：

秦长城遗址（陕西省府谷段）(www.xing528.com)

第一段西起临洮东北至九原。这一段西部始于今甘肃岷县之西（秦时临洮为今之岷县，今之临洮为秦之狄道）。其中由今之岷县至临洮这一段是利用秦国旧城加以修缮而成。由榆中至于阴山（即今兰州以北至包头以西）这一段有部分赵长城可资利用。在黄河所经之地，就利用黄河这一天然屏障，“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北河、榆中等城就在这里，大批移民戍守就在这些城附近。这里是防御匈奴的最前线。[35]

第二段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至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这一段也有部分燕、赵旧长城可利用。

第三段是自代郡至于碣石。关于碣石在今何处，自古以来说法不一。据近人黄盛璋考订，大约在今河北省北戴河至秦皇岛间的金山嘴（见《碣石考辨》，载《文史哲》1979年第6期及《历史地理论集》）。

虽然秦王朝修建的“万里长城”有许多旧城可以利用，但其工程仍是十分浩大的。在当时生产工具相当简陋、交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完成如此伟大的工程，惟一的办法就是集中大量的劳动力，用劳动人民的双手创造出这人类历史的奇迹。修筑长城的劳动力，来自三个方面：（1）蒙恬所率的几十万士兵；（2）从全国各地征发来的戍卒；（3）“罪犯”。秦王朝把大批犯罪的官吏和人民都送去修长城，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下记云：“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又《史记·李斯列传》载：“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也。”这些罪犯白天担任“伺寇虏”的繁重任务，夜晚还要进行“筑长城”的艰苦劳动。这一道“万里长城”耗费了多少劳动人民血汗和生命，是不难想象的。难怪蒙恬临死时没想到别的，唯对监督造长城一事沉痛自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史记·蒙恬列传》）百余年后，当司马迁亲自见到蒙恬所督修的长城遗址时，也发出感慨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蒙恬列传》）不过，“万里长城”的修建是有作用的。它在当时和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扰，保护中原农业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稳定都有积极作用，直至今天，长城仍以其雄姿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无与伦比的悠久文明。

匈奴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被逐出河南地向北转移的匈奴，此刻其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这就是奴隶制国家终于在匈奴人的社会中建立起来了。

匈奴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公元前209年冒顿代替头曼成为匈奴单于。冒顿是头曼之长子。头曼单于在位时，匈奴还保持着氏族社会废长立少和杀戮长子的野蛮制度。头曼单于欲立所爱之阏氏（匈奴单于妻称阏氏）所生少子，而不欲立冒顿，利用这一古老传统习惯，将冒顿送到月氏为质，并攻击月氏，企图假月氏之手杀死冒顿。但是，冒顿不受其父摆布，在月氏“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史记·匈奴列传》）。逃回匈奴后，头曼单于“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利用这个条件，训练战士，控制了一支对自己绝对服从的亲信部队，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杀死头曼单于而自立。[36]

冒顿为匈奴单于后，首先加强了单于的权力，而且使匈奴单于的位置确定在挛鞮氏这一显贵氏族内部继承。原来保存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机构或已完全消失，或已只留有形式，代之而起的是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单于以及庞大的奴隶制政权。这样，一个奴隶主统治的游牧的军事政权便在秦王朝北方出现了。[37]由此可见，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在匈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匈奴旧有的风俗和制度进行的一次改革，“在他建立自己威信而举行的骑射的进程中，牺牲了代表旧社会的父亲”，其后所建立的一套制度“虽然是自发的，但对于旧制度和旧习惯的改革却富有斗争意义”（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

匈奴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是与其部落联盟瓦解相联系的。原来属于匈奴部落联盟中的各个部落，在冒顿立为单于后，或被匈奴奴隶主贵族所奴役，或被迫远徙而脱离草原部落联盟。冒顿即位不久，就向周围的部落联盟和国家进攻。首先攻击的是东胡，“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接着又“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匈奴列传》）。这时已至秦朝末年，中原的秦王朝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匈奴奴隶制国家就趁势在北方发展、壮大起来。

匈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在秦王朝时期虽然同中原地区处于敌对关系，而其在秦汉时期的历史，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