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研究现状及成果：专史出版、学者贡献、分期问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秦汉史的研究出现以下几个特点：（1）中国大陆境内秦汉史学者多数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讨论，取得可观的成果；（2）由于近年来秦汉文物、古迹的陆续被发现，使秦汉史研究同考古、文物研究的结合更加紧密，在国外，引起更多的学者注意对秦汉史的研究；（3）当前，同其他断代史一样，秦汉史研究领域也面临着理论和方法新探索的问题。以下就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尚待研讨的问题简介如下：

主要研究成果　30多年来，秦汉史研究的成果累累，这里仅将其中以专著形式出版的书罗列于后：

在国内出版的秦汉史专著有：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劳干《秦汉史》（台湾华冈有限公司1952年出版）；钱穆《秦汉史》（1957年自印初版，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承印，1969年三版）；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等。

在日本出版的秦汉史著作，主要的有：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图说中国历史2》（讲谈社1977年出版）；西嶋定生《秦汉帝国》（讲谈社1974年出版）；永田英正《国际世界的历史·秦汉帝国》（学习研究社1979年出版）；松丸道雄、永田英正《中国古代文明之成立》（讲谈社1985年出版）等等。

除综合性断代史外，还有更多的专史出版，标志着当前秦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这些专史中影响较大的有：安作璋、熊铁基合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秦汉部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等等。以上各专著从书名就可知其大致内容，限于篇幅，不一一述评。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1949年后史学研究的新领域。除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已在各个学术刊物上发表以外，已出版的专著即有六种。其中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一版，1979年二版），是专门研究秦汉农民战争的著作。而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和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也是专门论述秦汉农民战争的。

研究社会生活和文明史，是近数年来中国史学界开始注意的课题，这方面的成果在秦汉史领域中尚不足。但也有两本专著出现：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

秦汉史的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成果更是极其显著，除有一批史书如《史记》《汉书》等已标点、整理重印以外，更多的研究性专著或根据专题编纂的史料的出版，给探索秦汉史各项专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主要的如：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一版，1979年二版）；《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安作璋《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等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秦集史》是马非百先生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收集的一部有关秦自建国直至灭亡的史料汇集。此书采用旧史的纪传体形式，将各类史料按“纪”“传”“志”“表”四个部分编排，并用“编者按”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料集。

此外，还有一大批历史人物传纪，如秦始皇、汉武帝、桑弘羊、刘秀、王莽、司马迁、班固、张骞等，和各种论文集如《秦汉史论丛》《汉简研究文集》等，都先后出版，不一一备举。

港、台地区出版的秦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著也相当可观，著名秦汉史学家如劳干、严耕望、陈槃、杨联陞等，均有多种论著问世。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介绍。台湾马先醒编《汉史文献类目》（台北，简牍社1976年出版）中，收录有港、台学者发表的有关汉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可供检索。日本和欧美学者近十余年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可参阅山根幸夫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秦汉时代》（山川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中国史研究动态》中有关介绍。这里从略。

主要探讨的问题　近30年来，秦汉史研究中所讨论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有的是1949年前学术界争论的继续，大部分则是新提出来探讨的。其中，经过史学界的研讨，有的已经得出一致结论，更多的问题则尚在讨论中。但不论有无一致看法，所有提出的问题都较以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现将其主要的罗列于后，以供参考：

（1）秦汉社会性质的研究。这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至今仍无一致结论。目前，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a）秦汉社会为奴隶社会性质；（b）秦汉为封建社会；（c）秦为奴隶制，两汉为封建制；（d）东汉以前为奴隶制，东汉以后为封建制。这四种说法分别以尚钺、郭沫若、赵锡元和郑昌淦四位学者的论点为代表。港、台地区学者多数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这样的概念概括秦汉社会性质，如有的只是认为秦汉社会“属于自由民身份的奴婢制度”（见刘伟民《中国古代奴婢制度史》，香港龙门书店1975年出版）。日本学者则多数认为，秦汉应属奴隶社会，或称“父家长奴隶制”（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和构造》），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专制社会”或“极权社会”等概念概括秦汉社会性质。欧美学者的观点与港、台地区及日本的学者多相似。这个问题与史学理论有密切联系，故短时期内恐难于取得一致意见。(www.xing528.com)

（2）土地制度的研究。这个问题包括许多方面。一是秦汉时期土地所有制性质，主张秦汉为奴隶社会者，自然认为秦汉时期土地所有制为奴隶主所有，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者，则坚持认为当时的土地为封建地主所有。另一方面在封建论者内部又有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秦汉时期封建土地国有为支配形式（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载《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有的学者则认为地主土地私有占支配地位（见林甘泉《论秦汉专制主义经济基础》，载《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还有的学者认为国有、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三种所有制形式同等重要（见赵俪生《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载《文史哲》1982年第5期）。除土地所有制问题外，对秦汉时的“公田”“假田”“爰田”以及与土地制度有关的租佃、赋税、徭役制度的研究，都有一些论著发表。

在国外学者的论著中，日本学者提出的“豪族论”和“共同体”问题，很值得注意。[6]

（3）农民战争和汉初政策的研究。在研究农民战争问题时，国内多数史学家更多地注意到秦汉农民战争性质和作用问题。一部分人认为，秦汉农民战争只是反对暴君污吏，不反对整个封建制度，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农民战争所反对的是整个封建制度。秦汉时代的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进步，这是绝大多数史学家都肯定的看法，但在如何推动历史进步这个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部分史学家主张，由于秦末农民战争迫使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才使社会经济取得迅速发展；而以孙达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史学家则认为，农民战争过后，统治者只有“反攻倒算”，绝无“让步”，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于：在战争中众多的劳动人民摆脱了统治者的控制，从而使生产力得到发展。除上述问题以外，国内史学界对秦汉农民起义的纲领、口号、政权性质，黄巾起义与宗教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专著、论文都很多，在此不赘。

（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问题。这是近年来秦汉史学界探讨得较多的一个问题。自秦建立起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的作用如何，其经济基础是什么，在史学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有关的研究和讨论专著、文章很多，本书将分别在有关章节加以介绍。

（5）对秦汉时代各阶级、阶层的研究。如对“奴隶”“隶臣妾”“豪强地主”“儒生”“游侠”“自耕农”“佃客”“苍头”“刑徒”等的身份、阶级属性、来源、特征，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中的地位作用等，都有一些论著发表。其他还有对个别人物、事件的研究、考证和评价等，都有过十分有益的争论和探讨。这里不一一罗列。本书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史学界各方面的成果编著成的。我们学习和研究秦汉史也必须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才能取得较高的成就。

对秦汉史研究的展望　虽然近30年来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但就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有待开拓和探讨的课题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近年来国内不断发现出土的大量秦汉文物、古迹，为秦汉史的研究提供了空前宝贵的资料，也为秦汉史研究提出更多的任务。因此，秦汉史的研究领域宽阔，大有可为。

毋庸讳言，秦汉史研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有的是史学研究中共同性的问题，有的则属于秦汉史研究中特有的。

史学理论急需进一步深化、加强，史学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这是属于史学研究中共同性的问题，秦汉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这个问题中国史学界近年来讨论得很热烈，许多年轻的史学家已作出不少有益的尝试，无须在此赘述。

文献资料相对较少，则是研究秦汉史中特有的困难。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具体到秦汉史的资料上，则不尽如此。比起唐以后的各个时代来，秦汉时期为我们留下的、可供研究历史的文献资料是相对地少多了。如前一节所述，现有资料其中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而这些史书又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所以要在这数量不多、而又为人所周知的资料中，搜寻被前代史学家遗漏的史料而有所发现，确是十分困难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加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对原有的文献资料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用外，更重要的是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所谓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对以前未被利用的资料认真加以鉴别、研究，发掘其中可供秦汉史研究的史料。如有一批古籍长期被视为“伪书”，而被史学家弃之不用，事实上有些书并不“伪”，或非全“伪”，只不过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添进后人的作品，即使后人伪造的古籍，其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只要我们思想明确，细心爬梳，在这些古籍中亦不乏可利用的史料。前面列出的《西京杂记》即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不是主要途径。

更重要的新资料来源应当是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近十余年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及有铭文的礼器、兵器及其他文物。这些史料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数量多，如秦汉简牍就数以万计，内容丰富；而且这些文物上的文字不像现存古籍上的文字那样，经过千百年无数次的辗转传抄，讹误在所难免。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多系第一手材料，保存着书写时的原始状态，其史料价值尤为可贵。所以，应当更加重视对考古、文物资料的利用。在秦汉史领域中，某些方面的文献资料极少，而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资料则可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如有关秦代法律的文献资料几乎没有，因此以往不可能有研究秦律的系统的著作出现。而自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后，大批研究秦律的论文纷纷发表，而且出现了系统的、有相当分量的专著——《秦律通论》（栗劲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说明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为秦汉史研究提供的史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秦汉史的研究不断吸取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就可以弥补文献不足的缺憾，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极丰富的资料供研究、利用，这是今后研究秦汉史的重要途径。本书虽力图沿这条途径进行探索，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所作未必尽妥，有一些最新考古成果尚未能吸收，只好期待以后再修改、补充了。可喜的是，在中国史学界一大批青年学者正在从事秦汉史方面的研究，他们不仅力图在理论观点上有所深入，而且尝试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统计学，甚至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研究方法，来研究秦汉史。在探索的过程中，大家愈来愈重视考古、文物资料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结合。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秦汉史研究园地一定会展露新颜，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