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人物画创作经历及西藏人物画的困境

年轻时，我喜爱人物画。美编工作量不大，一般情况下，晚上做一条标题发到制版车间后就在办公室守版，这段时间足足有四五个小时，是我练习素描头像的专用时间。报社还需随时下乡，用速写的方式给报纸供稿。纸、笔、颜料均充足，又都是免费，有了时间，又有人教，因此我画了大量的素描头像，也有大型人物画创作面世。

1975年，《为咱家乡办小学》画的是一位转业军人给农村小孩做课桌课凳的内容。1976年，《进城》画的是藏族农民坐着拖拉机，拉着各式各样的农副产品走在赶集的路上，人物生动，气氛热烈，弥漫着浓郁的藏味乡情。还有《到农村去》《江源水》，尤其是《江源水》，我画了一个多月时间，专门出钱找了模特，画了扎实的写生稿，创作很成功。画的内容是一个老阿妈，和她的女儿强迫自己顽皮的孙子洗澡的过程。年轻的母亲的双腿用力夹住想要挣脱的小儿子，老祖母拿着一个大铜瓢，在草原上的小溪畔浇水洗澡，寓意吃着江源水成长的意思。人物生动逼真，意义深刻而笔墨生动，构图奇巧，先后在《中国文化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受到一致好评。

当时人物画受极“左”思想控制，只能表现革命内容，为英雄立传，为领袖歌功，所以要寻找一个比较适合创作的内容很不容易。当时全国掀起了画毛主席像热，毛主席没有来过西藏，要找到一个能贴上领袖题材的构思困难着呢。没有“主题先行”，就不能画画。不能画一个人站着什么都不干，不能画几个人躺着、坐着或劳动着，当然更不能跟李伯安似的画西藏喇嘛。中国画，已经被极“左”的思潮逼上了绝路。其形式也是单一得要命，全国人物画比较统一的画法用线勾了轮廓，然后大笔“写”出衣纹与质地，然后着颜。上海的方增先、广州的杨立光、陕西的刘文西是参照的唯一标准和样板。(www.xing528.com)

藏族老百姓的生活和衣着与内地是大不相同的，氆氇呢的粗大厚重和生羊皮袍的臃肿宽硬，都难以用传统水墨表现得恰当，更不用说巧妙了。西藏人物画受到了现实主义表现形式与政治观念的桎梏，无法突破，也不敢突破。所以我画了大量的速写、素描，却很少尝试水墨写生，这是受当时创作观念束缚的缘故。

西藏丰富多彩的百姓生活，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劳苦大众，他们应该是绘画艺术表现的主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幸福与快乐，他们的痛楚与悲伤，是那样的有表现意义与价值，但那时不行。文艺、绘画都是政治第一，也就是绘画的主题要表现革命的意图，就像样板戏一样，要表现党的英明，领袖的非凡。哪怕是群众，也要是鹤立鸡群的“先进”或者“模范”。这些人都得套上大大小小神的光环，就像宗教神话中的佛光（“文革”前后的电影开幕闪耀的光环就是如此）。这些虚假的臆造，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越来越反感。我要躲到纯自然中去，离政治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