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与共产主义：刘万年艺术杂感

解放后，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过程中，和其他任何艺术种类一样，开始打印上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文革”中尤为典型。画山多为革命圣地，画水便是各地的水电建设成就，当然还有人民公社的田园风光，社会主义改造山河的宏阔画卷。这种画看起来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实际是助长破坏生态平衡。当政治形态需要时，起到了对于参与者的鼓噪作用，对于传统山水画来说还是蛮新鲜的，故叫做新国画或新山水画。在“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淫威下，老一代的画家在固定的题材中作画，笔墨受到了限制，情感不敢表现，技法创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不但不提倡，而且还受到指责甚至批判。当红画家如人物画清一色的是为领袖走上神坛鼓噪喝彩，大唱颂歌；山水画如前所说，也全部都是革命题材。中国山水画宋元大家没有人再敢提，敢记，敢学，中国山水画走了一条扭曲变态的歪路。

我画西藏，离革命圣地过于遥远，心里颇多“遗憾”。石鲁是唯一的把革命题材和技法创新结合得完美的艺术大师，《南泥湾途中》《转战陕北》等充满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伟大作品，没有因为背负政治内容而减弱了艺术的感染力和心灵的震撼力。但石鲁之所以成为石鲁，只因为他是个案，他喷涌的激情，如痴如醉的才艺，招来的却是无尽的磨难。这说明，政治对于艺术好比绑架犯，在政治的淫威下，艺术是没有活路也是没有出路的。“四人帮”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和当时的文化生态是何其相似。

神山圣水图（043）(www.xing528.com)

艺术是人类高雅的精神活动，当艺术被革命了，艺术就成了革命艺术。革命不是人类的普世行为，是少数人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欺骗大众的可耻行径。为了摆脱“主题先行”的阴影，我放弃了人物画，转而进行西藏山水画的创作。从地域上讲，西藏离内地政治中心较远，这里全民信奉喇嘛教。我认为宗教比政治高尚，它起码教人行善，不要作恶。西藏的大自然总算没有阶级烙印、政治色彩，我要画西藏的大自然。我热爱西藏的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亲娘，大自然才是人类真正的救星和恩人。它藏着说不尽、数不完的真性，真爱，真善，真美，它是世界上创造万物的神。我能用毕生的性命和热情颂扬表现这尊至高无上的神，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