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即1987年的一天,自治区美协通知说让我参加一个学术讲座,台湾刘国松老师来讲课,我听到后真是喜出望外。多年前我已在《美术》杂志上拜读过刘老师的新山水画大作,老师的画完全与传统山水画形成强烈的对照,我非常喜欢。
我准时去了文联会议室。刘先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美国著名大学教书14年,之后还是感到中国画的情感血脉在中国,便回到台湾教书育人。可惜的是西藏画画的人太少,尤其画山水画的只有我一个,于是刘老师一下午精辟的讲述,在座的大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却听得十分认真入神。讲课完毕,我打听到刘先生的住处是拉萨饭店,晚饭后我与妻子抱着一大卷我平时画的西藏山水画,找到刘先生给我指点。在地毯上刚一打开我的画,刘先生就惊讶地赞叹不绝。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于礼貌的应酬,后来刘先生不停地询问画的过程,我才感到来自遥远台湾的这位艺术大师的赞词是出自肺腑,是诚恳的,是真正地对一位进行中国画创新的年轻人的鼓励和鞭策。
从此,刘国松便成了我的西藏山水画的大救星。我信心十足,充满干劲,不怕别人打击与嘲笑,更坚定地进行西藏山水画的创新试验,得到刘老师的肯定与赞扬。前几个月被文联诸多画家一致冷落的耻辱记忆渐渐退去。我加班加点,一幅接一幅地画出大画好画,锁门关窗,不让任何人看我的画,我胸中已有了底气,刘先生的话肯定没有错,他可是在美国当教授的,眼光见识一定不一般。
当时大陆美术界比较保守,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七八年时间,但画界却看不到开放的成果。比如首都工艺美院教授袁运甫给首都机场画的壁画,因为有女裸体而遭封盖。刘国松在大陆的名声很大,但总有人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的画离经叛道,不是好艺术。但我却惺惺相惜,从心里十分的佩服他,认为他是对中国山水画有着巨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因为我已经走了七八年与他相似的绘画道路。我认为中国山水画必须革新,革新才有出路。西藏山水画一定要学刘国松,走一条与内地、与传统、与其他人不同的道路才有希望。我暗自在心里拜刘老师为师了。
大概在1987年底,我接到刘先生从台湾寄给我的邀请函,邀请我的西藏山水画去台湾参加一个由他引荐的大陆画展,即大陆创新画展。后来我才知道同时被邀请的大陆画家中还有黄胄、吴冠中、于志学、石虎、舒春光、周韶华、韩书力等。我拿着刘先生从台湾邮寄来的信件,说我的画“比国内许多有名的大师还要好得多”时,我激动得热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我高呼:“刘国松,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西藏山水画的大救星。”(www.xing528.com)
1988年,台湾首次大陆创新画展在台北三原色艺术中心举行。我送去的33幅作品在台湾展出成功,并且被收藏家全部收藏,我敬爱的老师刘国松先生从台湾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告知我展览盛况,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啊!我苦苦探索的、创作的西藏山水画,在西藏是如此被冷落,而在台湾却大获成功,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感慨。
刘国松老师以他独具的慧眼,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候,发现了我,也帮助了我,使我稚气未泯的,还十分幼稚的,刚刚有点眉目的西藏山水画走红了全台湾,也红遍了全中国。后来我被邀请去北京为天安门、大会堂作画,都是台湾画展成功后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我被单位的领导更加妒恨,三番五次让我内调联系工作,说西藏日报社庙小容不下我这尊大佛,几乎把我与台独分子、藏独分子放在一起对待。西藏山水画,在给我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半生的坎坷与磨难。在藏40年,没有进步,没有入党和提干,而正高职称自治区人事厅已下文破格晋升,报社高评委评审通过后,竟然仍被拿掉,比起连汉语都不会说的藏族同行,一次就给正教授的待遇,心里真不是滋味。无奈我找到了当时自治区组织部长列确,讲述了我在单位的遭遇。列确说:“我们西藏这么缺人才,他不要你,我要你,我给你找工作。”这话传到报社,我才算被留下了。
我虽在离神最近的西藏工作,但还是凡人凡心,对于职称看得较重。在业务单位,职称能给你改变实际生活待遇,正高比副高的工资一月要多出4000多元,可不是小数字。在缺氧失眠的晚上,我反复思忖,所以我的画室起名为“缺氧楼”。
缺氧楼顾名思义,就是没有氧气,缺少氧气。缺氧气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缺少,二方面社会环境也缺氧,单位上我非党无官,两个人一个科室,有另外一人专门管我,所以我就像高原上的爬地柏,向下发展,生活中、精神上一个人的孤独,正好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我早期充满激情的所有作品,都创作于“缺氧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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