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其他城市实践探索来看，广州地铁1号线和深圳地铁4号线二期均具有联合开发的三大共同特征。但从差异性来看，包括联合开发的目标、主体的合作方式、政策的制定要点等方面仍受到政治体制和土地所有制的影响。后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方能建立起适应我国国内其他城市的联合开发实施机制。初步来看，在宏观层面，中国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模式下土地公有制的国家，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联合开关实施模式更适合借鉴。在微观层面，其他城市和地区站点地区开发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征收与转让、组织机构设置等联合开发实施涉及的具体政策法规以及公私双方协议中应对市场而采用的灵活且具有激励性的开发策略是值得借鉴的。比如，美国城市土地协会对于其中合作协议的要点进行的分析；加拿大设置的专门的联合开发机构；中国台湾的《大众捷运系统土地联合开发办法》和车站特定区划；新加坡的《新加坡交通白皮书》；中国香港的《香港集体运输铁路公司条例》等，均为联合开发实施提供了政策法规上的支持。此外，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层面，包括新加坡的《概念规划2001》；中国香港《法定图则》中对于“综合开发区”的划定以及东京的一系列关于多中心用地分布和鼓励新城开发的规划。
此外，本书认为，国内的既有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未针对联合开发的定义和分类予以研究和界定。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来看，未对不同国家/地区的联合开发模式的开展方式从体制背景角度予以进一步分析。此外，相关研究中也未对联合开发的特征、内涵等予以进一步分析界定，由此形成了一些概念的混淆。该部分内容在本书第1章联合开发定义界定中已进行了分析界定。此外，对于案例研究也未从体制背景角度予以分析，而只是机械地视为联合开发。事实上，不同体制和土地所有制背景下的联合开发具有不同的合作程度。其次，侧重联合开发实现目标，而忽略实施过程研究。国内相关研究更多地强调轨道交通联合开发作为资源利用、资金筹措的方式，强调联合开发实施外部效益内部化的目标，而未对如何实现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涉及的实施主体、实施要素、实施过程进行全面研究。其三，从联合开发的实施策略方面来看，研究仍有局限性。国内相关研究更多地注重对实施障碍的分析，而未对如何促进实施进行深入研究。第四，从联合开发的实施案例来看，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总体而言，我国国内其他城市对联合开发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仍是对国外成熟经验的借鉴为主，相对缺乏本土化的研究，因此对于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及探讨的地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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