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交通联合开发机制研究

我国国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大批学者对联合开发有所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主要是从理论及学术著作的发表来总结观点，表3-2总结了国内近几年就站点地区开发研究所取得的部分理论成果。把它们按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表3-2　国内学者关于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开发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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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案例借鉴研究。早期站点地区开发研究侧重在案例借鉴上，主要借鉴了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联合开发实施案例。

第二类：资源利用、资金筹措等实施目标方面的研究。国内应用联合开发的时间较短，国内部分学者对于轨道交通联合开发的定义偏重于资源利用角度，如：联合开发是基于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资源经营利用模式。刘金玲等[120]对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联合开发的筹资途径进行了研究，提出利用轨道交通沿线土地筹资，结合商业、广告、上部物业及轨道交通沿线一体化开发等资源综合利用来实现轨道交通开发资金的筹措，并实现盈利。骆汉宾等[96]认为，联合开发是基于城市轨道交通及土地利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营及资源利用模式，也是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

第三类：实施策略方面研究。随着对联合开发作用的逐步认识，国内相关学者对联合开发实施过程和策略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其研究主要侧重在联合开发的实施流程、参与主体、政策建议和开发机制等方面。全允桓等[97]以北京的昌平—延庆快速交通走廊联合开发为例，设计了我国联合开发运作的体制：在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由交通运输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城市开发（或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公交公司等部门和企业，按城市发展规划就交通建设项目成立联合开发公司。任春洋等[98]认为，参与者之间的协商与谈判是联合开发区别于一般的房地产开发的特征之一。在整个联合开发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协商与谈判等行为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熊睿智[99]通过对联合开发的不同开发形式及开发模式的分析和研究，着重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广州地铁3号线在开发模式、投资控制以及融资方式等方面的作用，总结了联合开发在轨道交通建设实施过程中的优势及不足，并结合现存的问题，提出联合开发控制范围、管理、政策法规、投融资损益策略等方面的相关建议。骆汉宾等[100]分析了轨道交通与房地产联合开发的基本内涵，讨论了参与实体在联合开发活动中的动力因素及市政府对联合开发的政策、法规支持机制，并指出市政府对联合开发的政策支持体现在四个方面：城市土地供应、土地取得方式、广告开发及税费优惠政策。需要制定联合开发的相关法规，具体包括：联合开发规划管理；联合开发土地经营管理；对联合开发参与实体的规定；联合开发的收益返还等方面的法规。肖慧奇[101]从政策、制度等的背景介绍入手，深入研究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为促成联合开发，交通枢纽地区法定规划和非法定规划所起的作用。司美林[102]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并结合深圳实际情况，提出推动深圳轨道交通联合开发项目实施的策略及建议，并提出了“政策导向+联合开发规划体系+法律保障”的策略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