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沦陷时期，隆顺榕主事李怀仁、王静轩均谢世，许粱臣年老退休，改由赵凤岐、刘华圃负责企业管理，并提升一批小股经理佐治号务。由于经营方式上采取了新的办法，营业之盛不减当年，于是号内流传着“关上门也够吃十年”的说法。其具体做法是：
（一）广招徕，重批发。由于中药品名繁多，日军控制不易，所以在百业凋敝中，惟中药业独荣。自祁州药材市场因受战争影响移津后，东北药商蜂拥进关，天津大、小伙巷以及针市街左右都蔓延成药材市场。那时隆顺榕在上海、香港、广州驻庄货运通畅，凡东北客商大项买卖，只有隆顺榕能应付裕如。为广招徕，特租定打包公司、普丰洋行、隆合货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景生成等五家仓库备存客货，从业人员再增达三百余人，从此由重门市转变为重批发了。
（二）保实力，开分号。好景不长，自伪准备券出笼后，物价节节上涨，隆顺榕的批发、零售眼见均有损失。到1939 年夏，天津又遭洪水，三个门市部和隆合货栈均被水浸；同时，在药业中出现两种趋势，一是“存钱不如存货”，一是“当伙计不如自营”。在两种趋势影响下，隆顺榕的小股经理宋星伯、李宝善、张醒民、赵香甫等相继辞职自营。卞俶成鉴于形势危急，为挽回颓势，一面提升曾玉崑、李广盛等八人为小股经理；一面重申号章，增订“职工辞东，概不准经营药业”一条。这一措施，虽起到一些镇定作用，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津港贸易全断，物价更疯狂上涨，增订的号章已无力约束职工自营的思想。对此，卞俶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增开“派生字号”，拉住职工后腿。以二十万元开设“同兴合药行”（资本由历年盈余厚成项下提出），专门经营代客买卖，从中收取佣金和栈租；另由企业资金项下提二十万元，开设“同益和药庄”，专作批发、囤积业务，职工愿自营囤积积居奇者，在所不禁。这样做法的妙处，在于前者资金系由“厚成”提出，凡在股人员都成东家，人人有份；后者资金大，营运宽，不怕竞争。在这样利诱抵制之下，职工谁也不再言辞职，隆顺榕也就保住了实力，稳住了阵脚。
（三）假股东、洋招牌。天津沦陷后，日军迭派汉奸威胁卞俶成交出中央银行金库现银（国民党中央政府实行法币时，华北各发行银行缴纳中央银行的现金准备金），卞受爱国心驱使，坚决不交，但在敌人淫威下，却产生了后怕，从此即隐在英国租界，深居简出。但又想到“逃了和尚逃不了庙”，深怕殃及自己的企业，于是从隆顺榕账面上把自己名义全部删除，经理改由卞学锐（卞俶成三子）顶名，股东改由其子辈联名，但仍怕不能保险，又假借美国人（忘记姓名）的名义，列入股东名簿，印就洋文名片，意在“以夷制夷”。并在隆顺榕屋顶上全涂上美国保险公司字样，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但是不久，日军的统治加紧，币值日跌，货源日竭，卖出易，买回难，账面金额激增，灾货锐减，隆顺榕在同样厄运下，也走向颓势。
1945 年日军投降，国民党卷土重来，物价先暴跌，继上升，最后陷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卞俶成体弱多病，主管人赵凤岐又已谢世，为支持危局，改由刘华圃任经理，王善亭、曹作修副之。经过研究，从新商订了经营措施：(www.xing528.com)
（一）收摊。当国民党政府宣布伪准备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为五比一后，市场顿陷混乱，负债存货户都损失不堪。隆顺榕赖有六个门市部，零售卖现，尚能支持。但鉴于摊多客户多，牵一发会动全身，因即决定将派生的同益和、同兴合一齐撤销。后经研究，同兴合向以经营代客买卖为主，如遽于撤销，收束不易，转遗后患，不如采取“限制办法”，一面压缩，一面清理，即仅作信托和推荐业务，既可收到现利，又不担风险。同益和多是内部事务，当即收摊。
（二）逃资。1946 年间，国民党发动内战不断失利，政权动摇，卞俶成惧怕共产党到来时对其不利，抄袭狡兔三窟办法，急于想逃台湾。当由其四子在台买房数间，计划一面作逃资基地，一面备卞俶成居住。逃资方法是想由大陆运往土药，再由台买些通草、槟榔。后经了解，台胞经日本长期统治后又遭国民党涂炭，购买力极差，中药无法立足。不久，大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军全线溃败，水陆交通全断，卞俶成无法逃往，逃资计划亦成泡影。
（三）偷税。1947 年后，国民党政府临近垂危，横征暴敛，死做挣扎，除货物税、直接税、所得税、利得税之外，房捐、铺捐、荣军捐、救济捐、城防捐，更不胜枚举。隆顺榕在横征暴敛下，虽能水涨船高，把灾难转嫁给患病市民，但这毕竟还是影响利润。因此，从1947 年起开始设立后账，进行偷税。
（四）分肥。金元券出笼后，市面遍是抢购声，隆顺榕职工生活益难维持，又纷纷提出辞职。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隆顺榕决定将固定工资改为“提成制”，即从营业额中提出30% ，以其中得1% 归卖货人优先扣取，其余29% 按原工资基数分配。这一措施，不仅稳定了职工情绪，也掀起了职工之间得竞赛。不待言，股东更会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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