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天津鲜货业仍为牙行所把持。鲜货商见到上海、香港鲜果商自己设有“志远堂”、“明远堂”等同业组织，既能帮助购销，又能排解同业纠纷，故思仿效，但屡经发起，未能如愿。到1910 年才有刘养泉、陈楚湘、祁秀山、刘芳圃、韩邦祥等，纠合了鲜货行栈、门市部、拆货家35 户成立了“天津鲜货研究所”，学沪、港组织形式，又名为“积善堂”，在北门西福安里办公。研究所的宗旨虽在简单上定明：“专研究本行生意应如何发达，物品应如何改良”，实际则为集合力量打倒牙行，以求购销自由。研究所成立后公举祁秀山、韩邦祥、刘养泉为议长，他们为加强力量，聘任高聚五（摆卦摊的）专任禀牍事项。由于高长于舞文弄墨，又工于计谋拉拢，经其运筹，为研究所取得合法地位，曾先后向天津商务总会、天津劝业道、清政府农工商部报请立案。被各有关机关批准后，随即与老店牙行打开官司，经过许多回合，得到天津县衙出面调解，议定条件分享权利：凡参加研究所的会员，由所制成定式腰牌，凭牌购销，牙行不准阻拦勒索，但对瓜菜、鲜枣品种，研究所会员不得经营。同时，天津县衙也捞了一把，每年研究所须上缴八百元大洋作为办学基金。
自鲜货研究所诉讼取得一定胜利后，经营干果的行栈、糕点南味以及炒锅类型户纷纷要求入会，特别是晓市的经营者，更惟恐落后，因其出摊晓市，每月须纳捐一元五角，全年得花十八元。研究所则以所的名义集体纳捐，每一会员每月只担负五角花费，全年不过六元，连同全年会费三元，总共不过九元。由于研究所的会员突增，实力更厚，刘养泉等进而倡议成立了干鲜果品两业合流的同业公会，不料官府等级观念特深，认为两业经营方式粗陋，都是低级行业，未予批准。其后，又经过多次申请，亦悉遭批驳。直到1929年国民党政府号召所有行业均须成立公会，两业才正式成立了“天津市干鲜果品业商业公会”。可是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国民党政府亦把牙税看成是贪壑之一源，曾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巧取豪夺。牙税原是招商承包，现又想收归官办，因而又与鲜货业掀起了斗争风波。刘养泉等仗有公会组织，一面抗议，一面作伪。抗议理由是“鲜货与他种物品不同，稍一稽迟，即有霉烂危险，苟归官办，事既近于烦琐，自难免于骚扰，官家未见其利，商民先受其害”等语。他们作伪的方法是：在争到牙税仍可继续招商承包后，暗地由公会派赵郁祺混入投标，结果以包额三万七千元获得“牙帖”，卒将鲜货牙税弄到手，由公会直接承包，并在公会内成立了“天津市鲜货牙行营业税协征办事处”。公会承包牙税后，便进一步与官府勾结，仅从几笔账中就可窥其全貌，例如1932 年是公会承包牙税的第一年，那年收得税款洋八万四千二百十九元七角一分五厘，付财政局税款六万零七百八十七元五角，福食七百七十二元一角二分，请客一百八十六元，应酬六十九元一角四分，节礼四十四元，交际两千四百元。这年总共不过十二笔账，共支出七万三千九百零四元九角，净得利洋一万零三百一十四元八角一分五厘。其中所谓“应酬”、“交际”、“请客”、“节礼”就占四笔，无一不是与官府共同分肥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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