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6 年夏，上海中央银行总行指定天津外汇经纪人四人，一为我，一为朱耀如，朱未就改为余克斋，解放后余流亡国外；另外指定洋人二人，一为比国人加来，一为英国人华滋。余克斋与加来、华滋合伙营业，我则一人单干。此时名为外汇经纪人，实无外汇业务可做，因进出口行均按官价向银行结汇，银行间又无外汇交易，故我的主要业务为申汇。那时申汇行市约在120 元左右，即津元一万合申元一万二千。每晨均由我开行市，每日九时以前，各银行即将买卖申汇数字电告我。如买卖双方数字相差不多，则按隔夜行市开盘。如买者多，则将行市略减，如将120元减为119或118 元。如卖者多，即将行市略提，如将120 元提至121 元或122元。经纪人所希望者即继续成交而行市不变。但以供求关系，有时无法掌握，每晨十时半或十一时左右，行市或升或降，按当时市场情况而定，那时卖方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作金库及农民银行，其他华商银行及外商银行则有买有卖，银行则买多卖少。
外商银行买卖申汇，大都与外汇有关，如在沪出售外汇或做掉期，华商银行或以外关系或埠际业务或调拨头等。至于银号买进申汇，可能有两个缘故：（1）条子（黄金）搬家：即在津售出条子（即金子，十两为一条），将款汇沪再购条子。那时解放军节节胜利，北方风云紧急，南方情况较为缓和，故有些人将北条南迁。（2）套用码子：申汇有两种，即“电报”和“汇划”。当天妥交后，准于次日在上海拨款者，谓之“电报”。当天妥交而于第三天在上海拨款者，谓之“汇划”。套取码子的办法，即于当天卖出“汇划”，而于次日买“电报”。应收应付的申汇，均于第三天轧平，这样可套用码子一天。当然，“电报”与“汇划”之行市是有区别的，但有时比拆款合算。(www.xing528.com)
（二）日本投降后，通货恶性膨胀，外汇牌价经常波动，天津中央银行每次接到上海总行通知牌价变动时，即以电话通知我，再由我以电话通知本市各银行。我记得美商大通银行经理赖恩曾告我说：“下次如你得知外汇挂牌行市上涨时，不要先以电话告我，可速替我售出申汇”。我问金额若干？赖恩说：“无限制”。说话以后隔数天，外汇又提高，我当即先为大通出售申汇，计在一个半小时内，我和我的助手二人共为大通售出申汇法币465 亿元。虽在通货恶性膨胀之时，上述金额亦属可观。这显然是外国银行抢购申汇来扰乱市场，而外汇经纪人却推波助澜，甘为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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