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 年4 月至1948 年12 月是颐和银号的复苏阶段。新任总经理王渥臣,协理郑寿岭,经理李焕章,副经理赵尔瀛、刘嘉琛、华伯耕。遵照习惯,上任前一两天李焕章、赵尔瀛、刘嘉琛一同到银行、银号及与之关系较好的工商户中,分别进行礼节性拜访。上任当天各家都来贺喜,工商业户送来开户存款,从此建立往来关系。拜访过的单位,送来各式各样礼物表示贺喜。汇总当天新开户、来宾、接受礼物的各项数字后,总经理王渥臣即带领我们到董事长王敷五处汇报当天情况。此种作法不是钱业的习惯,而是官场习惯,叫“述职”。因为王敷五有些地方仍然沿用官场习惯,我们只好服从他的习惯。我们任职后,面临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整顿旧业务,开展新业务;二是安抚旧职员,增聘新职员;三是准备增资申请手续。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做了以下工作:
1.我对颐和银号原有的工商业往来户,挨户进行访问,目的是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和业务动态。核对往来账户余额、征求意见、推动业务。通过访问做到了心中有数,便于今后开展业务。
2.充分利用老关系和可靠朋友的关系发展新户,首先弄清新户基本情况和业务动态,再观察其往来活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掌握企业资金活动规律。
3.整顿内部制度。如要求企业借款必须事先打招呼,否则不予支付。
4.安抚旧职员,使他们稳定思想,安心工作;同时增聘两位老业务员、六位会计,提拔两名新业务员,从而初步解决了人手不足的困难。
5.解决增资问题。这关系到颐和银号的前途命运,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银号的第一次增资是在1942 年上半年,增资伪联币50 万元。当时根据伪财务总署规定,按公司法组织登记,要求由王占元独资经营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增添倪松生、侯仲笙(王占元老部下,军需科长)为新股东并任董事,王敷五任董事长。这是第二次增资,是伪财务署强令1945 年上半年增资伪联币300 万元。股东没有变化,按增资比例出资没有什么困难,但我们担心伪财务总署不予批准,因为颐和银号1944 年底账面存放款总额,达不到伪财务总署规定的要求。后来王敷五出面,找到伪天津市长周迪平,在伪财务总署托了人情,以颐和银号1945 年4 月底存放款总额为依据(因为4 月份新经理任职后存放款总额剧增,超过了规定的要求),获得了伪财务总署的批准,发给了营业执照,我们才放心发展业务。
按照分工,我侧重抓整顿和开展业务,主要是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抓起。内部首先改进领导方法。旧银号的领导方法是封建家长式,经理一人说了算,已不适应时代要求,我们做了些改进,比如召开职工群众会议,请职工为改进工作献计献策;下放给业务人员开展业务的一定权限。在外部加强社交活动,如建立“百寿图”,就是将银行、银号、工商业大户负责人的寿辰日期贴在“百寿图”上,根据往来关系进行酬应,先送去礼物,后去祝寿,也可根据关系远近自行掌握;约请银行业务人员吃便饭,交谈沟通市场情况。这些活动对开展业务起到了积极作用。经过全体人员三个月的努力,业务面扩大,包括绸布呢绒棉纱业、粮食业、五金业、茶业、土产杂货业、进出口业、颜料、百货、货栈等业的大中小户,存放款总额突破一亿元大关。业务相当活跃,经常工作到晚上九点。尽管很辛苦,但大家感到很愉快。
8 月13 日晚11 时,李焕章从外边急急忙忙跑回来说:“我刚听到重庆广播,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了。”我们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中国8 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根据形势的巨大变化,我们作了具体研究,首先考虑到伪联币如何处理的问题,其次如何应付市场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我们从库房里取了存放款余额表,逐户分类排队进行分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必须先按期收回放款。凌晨四点,李焕章、赵尔瀛、刘嘉琛才入睡。紧接着上班后又召开业务人员会议,讲了日本投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求业务人员尽快收回放款,并强调这是一项应急的安全措施,希望认真执行。8 月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我们召开了全体会议,分析各种问题后,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停止一切放款;(2)加速收回放款;(3)保护本利购存实物。会后,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结果在一周内收回放款60% 。很快购存日产麻丝和颜料,作为保本护利措施;下余40% 的放款户,是经过集体研究精心选择的殷实可靠户,可继续维持营业现状;将收回放款五千余万元全部存入伪联合准备银行,作支付存款的周转资金,这时候我们才松下一口气。
日本投降后,市场上出现混乱,呈现出政治上无人负责的“三不管”局面,社会秩序不稳,人心惶恐不安;经济上物价大跌,摊贩布满街头;文娱场所无人问津,物价一落再落,黄金价格由每两22万元下降到每两2 万元,滑冰牌兰布每匹由9 万元下降到每匹8000 元,其他商品下降幅度也在十倍左右。由于物价大幅下降,造成多数工厂停产,商店倒闭,直接冲击金融业,贷款不能收回,存款利息照常支付,致使银号资金发生周转不灵情况,有些银号随之倒闭。在资金极度紧张情况下,颐和银号稳如泰山,应付裕如,资金周转正常进行。能躲过这场灾难,不仅维护了颐和银号信誉,而且保护财产不受损失,这不能不说我们经理人的远见、果断、有策略,这是同行业公认的。
1946 年1 月李焕章以病为由,向董事长王敷五辞去经理职务,王敷五派致兴银号总经理尔子宜任颐和银号经理,这是颐和银号第二次人事更迭。尔子宜原系交通银行襄理,后任致兴银号总经理,为人忠厚、朴实,而且资格老、群众关系好,但对业务不太精通。在致兴银号期间,他把业务权交给了副经理负责,致使银号在日本投降后的经济混乱中倒闭。(www.xing528.com)
尔子宜任职经理后不足半年,因患高血压症病倒了。他对颐和银号的业务建树不多,但有两点是应该提及的:一是颐和银号和致昌银号在联号之间互不往来的隔阂被打破了。两号关系密切了,相互的业务关系也多了。二是与交通银行建立了良好关系。尔子宣群众关系好,原任交通银行襄理,交通银行各级负责人员经常到颐和银号作客,由此两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尔子宜休病假后,颐和银号的日常工作由赵尔瀛和我共同主持,业务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打开了颐和银号和东亚毛呢厂冻结多年的关系。事情发生在1946 年秋季,美国救济总署从国外进口大批羊毛,是东亚毛呢厂所需要的原材料,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可以分期付款,条件是要银行在合同上签章担保。东亚毛呢厂一直和上海银行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关系,于是首先和上海银行商量,不料上海银行不愿作保,除非按交易额付给他们若干费用,结果两家没有达成协议。于是东亚毛呢厂找颐和银号商谈此事,王敷五不拿意见,让我们自己商量。王渥臣认为责任重大,颐和银号担当不起,赵尔瀛不表示意见。我对王渥臣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东亚是全国有名的企业,有雄厚的基础,是不会倒下去的,我们有联东的关系,应该帮忙,而且不要任何费用,只希望东亚今后能和我们业务往来多一些,对我们开展业务是大有好处的。赵尔瀛表示同意我的意见,王渥臣也不坚持原意了。结果颐和银号作保,东亚毛呢厂与美国救济总署签订了羊毛购销的协议。从此,东亚毛呢厂对颐和银号的业务往来增加了,东亚职工也将自款存入颐和银号,为颐和银号增加存款,扩大业务,壮大声势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乘此时机,在原有基础上大力发展业务,增加了一些工业往来新户,如大型工业恒源纺织厂,中小型工业元记拔丝厂、春华织布厂、兴业织布厂、华商制线厂、大丰腊线厂等户,并在货款上给予支持,贷款期限一般长于商业户。1946年颐和银号的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基本上达到同行业的第一流水平,年终决算盈利相当于后两年盈利的总和,是复苏阶段获利最多的一年。这是因为1946年物价波动较小,我们在经营业务方法上,是以经营存放款为主要业务,从而获利较多。年终分红,东伙、职工皆大欢喜。
1947年春节后,赵尔瀛当上了颐和银号第四任经理。
同年国民党财政部令全国银行、银号增加资本,规定银号增资起点是伪法币3000万元,多增不限,并将银号名称改为钱庄。颐和银号根据实力,增资伪法币4000万元。这次增资倪松生退出股东关系,增加陈锡三的股东关系,其他股东不变。增资手续进行顺利,经国民党财政部、经济部批准,发给营业执照。
写到这有必要交代一下银号设立后账的事。银号设立后账是全行业性的,是在日伪压迫下建立起来的。1943 年伪联合准备银行限制银行、银号存款、放款利率不得超过规定。在物价上涨、伪币贬值情况下,造成借款多、存款少的不正常的银根紧张局面。后来借款人主动提高利率向银号借款,银号收了外加利息,就收入假设账户。随着市场的变化,银号提高利率吸揽存款,然后在后账放出,这就形成前后账。我们的办法是:(1)存款、放款余额原则上保持前后账各一半。(2)前账设立假商号账户,进行前账、后账的内部往来。(3)人名存款及大额存款放入后账;日常业务、往来开支由前账支出;前账保留小额利润,后账保留大额利润,目的是逃避日伪、国民党所得税。(4)资本、利润、购存实物投资用款、其他欠款都放在后账。上述各项就是后账奥秘。
1948 年8 月19 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通令全国银行、钱庄冻结一切资金,发行新币金圆券,以法币300 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银行、钱庄停止对外营业两天,办理内部法币折算金圆券手续。消息传出后,震动各界人士。当时颐和银号后账存有棉布3000 匹,王敷五害怕被查抄,就命令赵尔瀛将棉布售了出去,以保安全。到了10 月份,市场物价大幅上涨,再以原价买回,是不可能了,因此受了一些损失。为了保本护利购进开滦股票一万股,启新股票一万股。天津解放后颐和银号关闭时,东伙、职工分到的都是股票。
颐和银号在复苏阶段,经历了日伪、国民党的统治,经历了经理人的三次更迭和两次大“风浪”,但颐和银号每年仍有一些收益,除去经费开支、职工工资、伙食费、年终职工花红馈送以外,纯盈利大约一千两黄金。
颐和银号的经营方式是稳健型的。一是不乱放款,几年来基本上没有吃倒账。二是按时补交差额,几年来没有一次迟交中央银行交换头寸差额。三是以收存款做出放款,不单纯依靠同业拆借款做放款。四是不拿存款去搞投机倒把活动。五是几年来资金周转从未发生过极度紧张。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加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依靠职工共同努力,克服艰难险阻。同时与外界的帮助也分不开,如河北省银行、天津市银行及其他银行以拆借款支持我们资金周转;我们每天收入的现金,交给中国银行换回转账申请书,补交中央银行交换差额;交通银行支持我们买汇款,解决周转上的困难;在金融市场银根紧张时,东亚企业公司增加一些往来存款等等都是对我们有力的支持。当然我们对这些支持,也分别做了适当的酬谢。
1949 年3 月国家为了稳定金融,对私营行庄加强管理,令私营行庄增加资本,钱庄增资人民币600 万元,限期5 月底前办理申报审批手续,越期不报不准营业。在这种情况下,王敷五不想再继续经营,最后以无力增资而申请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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