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 年至1945 年是颐和银号衰退阶段。1937 年7 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平津两市陷于日伪统治之下,天津金融业的大小业主们反应不一,有的南调资金,有的随军后退,有的缩小范围,有的观望等待,有的则乘机发展。颐和银号、庆益银号、大昌银号属于稳健派,采取了观望和缩小范围的做法。广利银号、广余银号、泰和银号属于激进派,乘机大力发展业务,在同行业中被称为“时髦”银号。
凡事不进则退,银号业务也是一样,眼看着颐和银号业务日趋下降,倪松生力图挽回不利局面,于是采取提升丁杰青、陈子瑞为副经理的办法,欲使业务振兴,但这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此,颐和银号的业务从一流水平下降到三流水平,年终决算无利可得,加上伪币贬值,物价上涨,职工生活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在无可忍耐的情况下,职工相继辞职他就,如业务能力强的李焕章辞职就任德生银号经理,裘聿荪就任福德银号经理,王献庭就任泰和银号副经理,赵尔瀛、桑葆耀也辞职而去。这么多的业务人员先后辞职而去,使颐和银号的业务受到极大的影响。1944 年底存款、放款总额达不到伪财务总署规定的起点要求,更谈不到什么盈利了。
颐和银号的衰败源于倪松生的错误指导思想,而这又源于一个“怕”字。七七事变后,他谢绝一切社会活动,连钱业公会召开常委会也不出席,其他社会交际活动更是与他无关,每天坐在楼上会客室里看报纸、闲聊天,大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之势。他的“怕”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从客观上讲,1937 年下半年至1939 年天津市发生了几件大事:(1)天津市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在丰泽园饭庄门前被人刺死;(2)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在光陆影院被刺而死:(3)泰和银号经理周耀麟、和生银号经理李庭武、裕兴银号经理王少洲同时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这三件事对倪松生震动很大。从主观上讲,倪松生在金融界是一位有钱、有地位的人物,他任乾丰厚银号、颐和银号经理二十余年,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名誉地位,他不敢出头露面,以避免招惹是非。(www.xing528.com)
董事长王敷五(王占元之子)对颐和银号业务状态表示了不满,认为照此下去连本金也保不住了,于是考虑关闭颐和银号。王敷五的好友郑寿岭建议说:“老将军创办的事业,不要轻易地丢掉。倪松生老了,可以选派年轻的少壮派当经理,把颐和银号的业务整顿一番。”王敷五采纳了物色新经理人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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