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大昌时期开始做存放款以来，对于放款对象都要进行详细调查并形成传统，由经理、副经理主持召集营业主任、交际主任（即走街头头）、会计主任及走街人员共同开会研究，设有议决录。如某字号的股东财产情况、经理人的品行、经营管理能力以及营业盈亏收成多少等等均记载在决议录上，最后决定的放款数字也明确详载决议录以资备查。
放款对象以绸布纱业为最多，次为油粮行、五金、杂货、木行、洋行、盐务以及各大工厂等。其放款总额，在正常时期总在150 万元到200 万元之间。总之放款对象以有根有底的大字号为主，俗称“大八件”户，对于边边沿沿的小字号很少交往。
存款来源多系军政界人士，如齐耀琳、齐耀珊的家属及其经租处，东北系李东馥、西北系丁鹏九等；定期存款多系堂名或伪人名，如丁鹏九存款用伪名金素庄名义等等。这类存款在正常时期一般在四五十万元之数。
利率情况：定期存款一般是月息六厘，而放款则为月息一分，至少九厘。对各商号的往来存款多不计息。以上都是正常时期的情况。至于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景况大不相同，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利率多为日拆，高达16 元到28 元。收存款利率高，放款利率也自然水涨船高。
至于银炉生意在1933 年底“两”改“元”以后停止经营。把收购现银业务移交给中国国货银行办理，并将熟悉银两能手苑盖仲也调归该行工作。因为申汇已无生意可做，申庄也于同年撤回。
在余大昌扩大资本时，交通银行副经理张朗轩是大力协助之人，且是股东的最长久者。张死后由其子张勋臣继承，张勋臣死后由第三代张士杰继承，直至余大亨结束。
交通银行与余大亨的关系最深，平时一般在余大亨存款10 万元左右。遇到意外风波，余大亨除依靠交通银行外，得到中国银行的帮助也很大。如在协和贸易公司倒闭时，余大昌遭到间接倒账，为了渡过难关，曾向中国银行抵押借款20 万元，在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大力支持下，得保无虞。
另外余大昌时期还代发行中、交两行暗记券各10 万元，交纳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六成。而且四成现金准备还付给利息，因之余大昌获利不少。彼时凡中、交两行钞票印有“余鸣”二字者，即为余大昌代发行的暗记券。(www.xing528.com)
1938 年为了保本起见，曾设有货物部，首批购进麻袋20 万条，又陆续屯积些油粮、面粉等商品，以防货币贬值，后因敌伪当局查得太严而取消了。
余大亨放款从来谨慎，除对新客户预先作好调查研究外，平日与来往客户做业务特别注意，不出疏虞，以避免发生意外。如在余大昌时期与对面一家字号为荣庆恒的颜料庄交往颇为密切，对其放款数额很大，甚至可以突破一些原则限制，给予特殊临时放款。一段时期该号一改常态，多方拉拢各银号走街人员。最初是留吃饭，在吃饭时添些好菜；继而留打牌，赢者拿走，输者记账，以至发展到整夜赌博。王晓岩查觉后，即主张与该号逐步疏远，放款由多到少，由少到无。果然不久该号亏款倒闭，欠各银号债款颇巨，而余大昌却毫无损失。这件事多少体现了余大昌做生意的独到之处和王晓岩机警过人、果敢决断的特点。余大亨的这种谨慎也是经过协和贸易公司倒闭间接受到损失，以及与造币厂交往受害而得来的深刻教训。虽然在特殊环境下为福星面粉公司、敦庆隆绸布庄、福元织布工厂以及合泰盐店一时遭到意外损失，周转不灵，但经过维持都能转危为安，对他们的放款都全部收回，未受任何损失。
余大亨对职工的管理和待遇，可以说是严而吝。如号址在北门东时，隔壁是华贞女子商店，经营日用百货。余大亨严禁职工到华贞商店去买东西，违者有被解雇的危险。晚上工作完了以后，不准职工外出闲逛，聘请一位“老夫子”吴少洲给职工们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大小同事都须一律听课，无特殊事不得请假。
职工的待遇也是苛刻的。头一年学生意的职工无工资，年终馈送10 元至15 元。一般第三年才能起薪，但资方认为成绩好的第二年可给起薪五角，按一薪一酬发给，即每月发一元，以后每年递增五角。但特别能干的也有增一元至二元者，不过是很少数。无论是来学生意的还是同事进号，一律须找保，由保人立具保单，倘有意外损失，由保人负完全责任。
总之余大亨年年获利在10 万元左右，但对职工并不优厚。至于业务经营是稳打稳进的，40 年来可以说是比较稳健和顺利的。
（作者系余大亨银号职员，曾在王晓岩主持钱业公会时任秘书。该回忆文章写于197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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