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余大昌实行了大改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总董林熙生早已不担任交通银行职务，在上海成立大陆盐号，因经营不振，欠有余大昌巨款，并且在很早以前由林经营的东来成五金行和北方木行尚有积欠，总计起来，欠款已经超过其在号的股本和红利。因此王晓岩劝其退股归还职欠，林只得照办。股东张芷庵已去世，其五弟副经理张晋卿也因个人经营不利申请退股和辞去副经理职务。股东姚樾甫因个人经营的义聚永酒店亏赔相继退股。后来前大成银行经理王稚亭联系阎相、郑瑞生、郑兰亭等人股，结果未能凑足20 万元之数，只好将资本改为15 万元。聘请王稚亭为经理，营业主任陈锡三升为副经理，改字号为余大亨。
改组后余大亨在北门东原址营业不多日，因日军收买吸毒流氓成立便衣队阴谋制造事端，余大亨为了安全起见又迁到法租界（今哈尔滨道恒和西里）。继而裕津银行在法租界（今吉林路）建筑楼房，余大亨投资二万元，议定“房无租价，钱无利息”，落成后即迁入新居，也就是最后号址。
约在1935 年间王晓岩与沈雨香、王荷舫、王泽溥、胡汉卿等成立振益银号，升余大亨副经理、陈锡三任振益经理，升会计主任王治安为副经理；并让从交通银行辞掉职员职务的王晓岩之子王秉钧任余大亨副经理，后来又升营业主任蒋文铺为副经理。此时王晓岩已升为总经理。(www.xing528.com)
七七事变以后，天津市沦陷，王晓岩被敌伪任命为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和金融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及至伪天津市政府成立，首任伪市长高凌霨又聘他为伪市府参赞。他为摆脱伪职，时常装病并从此大反常态，情况愈恶劣，日军找的愈紧，他的脾气愈乖张。号中人员与他日渐离心离德，最后发展到众叛亲离，得力人员相继去职。如副经理王治安、蒋文辅辞职成立公兴永银号，走街人员靳煦午辞职成立华成永银号，北京经理孙斌卿带走五位职员成立义和银号，后来经理王稚亭也辞职另创新事业。至此余大亨已是气息奄奄。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国民党政府颁布的银行法增加资本，改银号为钱庄，又有新股东加入股本。如兴隆洋行的高少洲，大陆银行的齐少芹、刘晓言，以及凌月波、张志斋等，并聘请刘幼安（学裕）为总经理，吕志青、苏雨斋等先后任经理、副经理。虽然一时颇有生气，但由于元气已伤，颓势难挽。北京余大亨于1949 年开始清理，1951 年天津总号也继而结束。所幸并无亏累，也无倒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