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经营，余大昌银号，北伐成功，债款被拒，余大昌未受损

王晓岩善于联络，与官商交游甚广。约在1918年有恒记德军衣庄的章瑞庭、山东省东芦盐运使王鸿禄和交通银行副经理张朗轩加入资本各5万元，连同王晓岩、门杰臣资本各2.5万元共扩充20万元。并增聘王捷三为经理，将字号增一“昌”字，改为余大昌银号。除仍继续银炉生意外，同时经营存放款（俗称“放架子”），业务日渐发达。

新股东章瑞庭和张作霖是朋友，张作霖来津就住在章瑞庭家。恒记德军衣庄专做东北军的生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失势，章瑞庭因之受到波及。同时因政局动荡，山东省东芦盐运使王鸿禄也感失意。同年章、王二人相继退股，新聘的经理王捷三也被迫退职。幸蒙交通银行副经理张朗轩大力维持，介绍交通银行经理林熙生补入资本5万元，又有张朗轩的二弟、铁路局提调张芷庵和五弟、中法银行买办张晋卿补入5万元，资本总额仍为20万元。林熙生为总董，张芷庵为协董，张朗轩为监察，并聘请张晋卿为副经理，王晓岩、门杰臣仍为经理。

红利分配计财股6股、人力股4股，每年年终结账，股东分得的红利必须在号中存储二年，月息6厘，每年取息一次。另付股本官利周息4厘，每年年终发给。从财股中还提出股利平均准备金6厘，存储号中，不计利息。这项准备金全系股东所有，与人力股无涉。

人力股的分配：总董、监察各4厘，协董3厘，经理二人各一股，副经理6厘，另有公积金3厘永存号中不计利息，有人事变动时，方得分配。

自余大扩充资本改为余大昌以后，王晓岩即不在门市上收购白银，门杰臣也不亲自在银炉操作，都由提拔的职工办理。王、门二人掌握号中全盘业务，并先后在北京、上海设立分号和分庄。上海分庄一人，住南京路天华行内办理申汇收交事宜。北京分号设在前门外施家胡同，经营存放款生意。深县人孙斌卿被聘为北京余大昌银号经理。走街人员如郭铭三、谢韵甫等也是深县或冀县人。由于他们业务熟悉，具有一定号召能力，在正常时期放款总额能达到50万元之数，几乎占天津总号放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在做申汇的年代里，因为是申汇，余大昌自己编有自用密电本，如“收交通银行一万两”，自编号码为0010 之类等，到电报局发电报时，把密电本交给电报局接密码检查后，才准予拍发，且电报费要比普通明码电报费高三倍。这种自编的密码很不健全，遇到密电码未编入的字号就得拍明码。因有此漏洞，便让有的人钻了空子。一次，在天津有人拍往上海申庄一封明码电报，电文是：“交春源永五千两”，同时上海有人去收款，且要求取现。结果驻申人员核与手续相符，就照数付给了。及至天津总号接到复函后查无此事，复电查究，但该款早已被取走，字号也没有了，始知受骗。后经多方查找，知系曾在驻申处当过工司的人所为。真相大白以后，总号文书及驻申人员嫌疑才解除。经过这次教训，才改换了密电编制。(www.xing528.com)

军阀混战时期，余大昌把铸成的元宝交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元，一则行情合适，二则交银以后银元未收回以前可得优厚利息。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接收造币厂后，对这笔债款，拒不承认，以致余大昌亏空约三万元。1934 年夏，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去北平时，预先告知将在天津东站会见天津绅商。天津市商会及银行业、钱业均有代表参加，王晓岩也在被召见之列，他乘此机会连夜赶写节略向孔祥熙面陈天津造币厂欠款情况，理由是天津造币厂既由“中央”接收，该项债款理应由“中央”负责偿付。孔祥熙接到节略以后，面允办理，但发下的批文是：“已交内外债整理委员会查核办理矣。”从此石沉海底，杳无音信。

1928 年祁仍奚经营的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余大昌间接受到波及。余大昌与协和本无交易，但当时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金融命脉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由于各外国银行买办华账房与协和多有往来，而各银号同业划账以各外国银行华账房为中心，各银号都在各外国银行华账房有存款，余大昌当然也不例外。彼时与协和有交往的外国银行华账房为远东、德华、华义以及中华懋业等银行同时倒闭，余大昌遭到倒账达七万余元，虽然经过多方努力索回三万余元，但至年终仍有呆账三万五千余元，最终不了了之。

1929 年股东兼经理门杰臣开设的蚨生祥银号（由其七弟门弼臣任经理）和其接办的同丰太斗店（由其八弟门戟临任经理）收存军阀王承斌大量存款后，购置了西开教堂后世昌里房地产，一时房地产价格猛跌。正在这个困难时候，王承斌又要求提取存款，以致蚨生祥和同丰太同时难以周转，业不抵债。王晓岩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夜之间迫使门杰臣退股并辞去经理职务，扣除蚨生祥、同丰太在余大昌的欠款，翌日登报声明，不久蚨生祥、同丰太宣告歇业。余大昌丝毫未受损失。门杰臣退出后的股本缺额，由王晓岩的亲家姚樾甫补充。

在军阀混战时期，余大昌由北门东原址迁到法租界（今滨江道）杨福荫路营业。几年内发生上述事端，同时还有一管庶务的职员暴病死于号中。种种不祥，王晓岩认为与风水有关，请来堪舆者察看，认为是电车道上电线杆的影响。彼时蓝牌电车在滨江道上行驶，有一支电杆正对着余大昌，形同钓鱼杆，因“余”与“鱼”同音故而不利，因此于1931 年迁回北门东原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