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中关键制度建构：激励不足难避免竞争局面

我国校企合作的大量实践表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核心困境,首先在于企业因为对于成本收益的担心而不愿意参与和投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中。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典型的市场交易前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激励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学校和学生等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及投机主义倾向,且未经培训的人力资源的资产专用性较低,如果单纯地运用市场手段而不辅以其他制度及政策措施,就会导致竞争局面,企业之间相互“挖墙脚”的行为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然缺乏参与和投入到职业教育中的动力。

前文梳理的实证研究还可以看出,校企合作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比如课程开发的难度巨大与成本高昂、校企之间在相互协调上所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部分学生权益所受到损害等,这些都是合同签订之后的交易成本与治理结构的问题。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双方交易的核心内容——教育与培训本身不够清晰或难以得到各方共同认可,而在缺乏参与各方共同认可的职业教育标准时,学校与企业单独进行课程开发困难重重。

德国与太仓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较为成功的经验则说明:^[41]不完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企业从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直接获利,从而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②清晰且被企业和学徒共同接受的职业培训标准起到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交易成本;③在德国那样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不完全具备时,一些替代性的制度及政策安排能够弥补性地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意愿及水平,其关键则在于一方面创造条件让企业从职业教育中获利,另一方面通过运用参与各方认可的职业教育标准来降低交易成本。

由此看来,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制度要素应当有以下几方面:①某种形式和程度的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完全自由的流动,为企业从参与职业培训中获得合理收益创造条件,从而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②接受参与各方证书化的职业培训标准,以降低企业、职业院校和学徒在培训过程之中的交易成本;③系统、有效的利益代理机制使得企业界、劳动者及学徒以及职业院校都能够通过其利益代理机构或组织来表达其对于职业教育的利益诉求;④政府在制度及资源方面的支持与投入,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引起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教育与培训为公共利益服务。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建立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机制,设置更多的劳动力市场规范,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肯定会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透明性会受到损失。在这一点上,政府需要进行一定的政策权衡,以在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的运用之间达成一定的平衡。(www.xing528.com)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在此提出下列几条有可能推动促进校企深度合作、产教深度融合的政策建议。

首先,尝试培育面向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培训市场,且发挥市场在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中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调动企业及职业学校等多个参与主体的积极性。这一点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需要宏观制度与中、微观的机制层面共同的保障与支持。有利于培训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机制的核心内涵在于允许企业从参与投入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合理获利,形成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应尝试在校企合作中创造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机制,通过劳资协议、压低学徒工的工资差异等手段,减少企业间的挖墙脚行为,降低劳动力流动性,同时鼓励和保障培训合同的签订与执行,让企业更有动力长期、持续地投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在这过程中,把握机制建设及政策运用的平衡点至关重要,应努力做到一方面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调动企业积极性;另一方面限制劳动力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以减少企业间的“挖墙脚”行为以及对“挖墙脚”的担心。

其次,吸纳行业企业共同合作开发各方认可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标准。这一标准必须明晰和确定涉及培训的关键内容和要素,比如培训的目标及主要内容、培训的时间长短、培训期间的工作内容以及合同有效执行的各相关条件等。这必然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过程,经由企业、劳动者代表、职业学校以及政府等多个参与方共同开发认可的标准是一种公共资源,将在培训市场上起到匹配资源和稳定预期的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与学校之间的交易成本。

此外,政府应保持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职业教育和培训不能仅仅遵循市场的原则,一定程度的公共投入和行政手段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传授一般知识与技能同时肩负国民教育职责的职业学校无疑仍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当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时,企业的参与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职业教育才能更加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