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需求与竞争

(一)技能增值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技能增值的潜在收益增强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技能供给意愿。虽然这一意愿具有强烈的市场导向性,但三者在供给要素和影响方式上有很大差异。

政府通过增加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来增加技能供给要素,并对企业、学校的供给行为产生影响。对学校而言,政府要素供给的增加,对其管理层、教学层、知识层都产生影响。在学校管理层,委托方的制度供给使得市场效率与制度租金之间产生了趋同,降低了代理方平衡、博弈的成本与难度,容易按照市场效率进行技能人才培养,并按照市场效率和供需结构优化内部组织架构,降低管理运行成本,提升效率。而委托方的资金增量(不做特别说明,资金增量均含竞争性拨款,下同)也能够让学校管理层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教学层,制度供给和竞争性资金依然能对该层级各要素产生影响。如政府的兼职教师政府津贴制度能够增加学校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的意愿,经费增量还能鼓励学校购买最新的教学设施、设备等。同样,知识层,在制度与资金增量定向投放下,学校内部会主动按照区域产业结构设置专业,课程安排、教材编写更能符合本区域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需要。对企业而言,更多的影响在制度层面。制度供给有助于形成一个保障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所投入要素的产权及相应收益权的制度空间。如中央和地方为鼓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而出台的激励政策就是如此。但制度供给对政府的好处在于,相对减少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缺额部分通过政策鼓励和保护的措施由企业承担,这一制度安排在增大职业教育的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增大了职业教育的制度租金收益。

技能增值增加了企业的技能获取成本,为避免“集体行动困境”,愿意通过校企合作开放生产过程和生产空间,以用于技能人才培养,最终降低技能成本增加收益。企业供给要素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对学校技能形成过程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管理层通过管理架构重组、制度重构使内部管理体系朝有利于校企合作方向运行。如有的学校增设“实训校区管理中心”用于对接合作企业。生产过程和生产空间的开放极大地增加了教学层的技能培养空间,企业技术人员、生产设备成为学生实践教学人员和设备。此外,学校教师可以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获取技能培养的核心要素,对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材进行重构,从而更新了知识层。

与市场上技能增值对应的是,职业院校迫于垄断收益递减压力,开放技能形成过程,吸纳企业共同开展技能供给,并从管理层、教学层、知识层进行改革,实现自身的收益增加。个人及家庭因就业市场技能增值进行的理性选择,扩大了职业教育规模,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与政府、企业、学校不同的是,个人及家庭更多的是从情感、认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层面对职业教育体系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在技能增值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基于产业转型、社会服务和职业教育投入成本的综合考量,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能形成过程;而企业出于降低技能成本的目的,并在对产权保护的制度承诺之下,进入了校企合作中;而学校出于垄断收益递减和制度租金增加的压力;社会基于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在这些要素合力之下,校企合作就此形成。

(二)校企合作中的产权竞争

在技能形成初期,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企业、学校与学生是作为能供给的主体,参与了技能形成过程,导致各方要素供给主体对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技能产权多重合法占有的“模糊状态”。

对于政府和各级教育管理主管部门而言,多层委托代理结构为职业院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最终由资金、场地、人员和政策构成了一个校企合作的制度承诺体系。各地方政府提供场地用于建设校企合作基地以及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纳指定学校的学生;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校企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甚至国家层面通过竞争性资金的投放,如示范校建设、骨干校建设,对校企合作内容进行鼓励、引导、评价和验收。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校企合作是通过双方私下的合约来进行技能人才培养,并可以通过双方诚信来履约,则其交易费用为零,且不需要政府或委托方提供制度保护和承诺。但现实情况是校企双方在技能形成中的要素产权交易成本并不为零,如学生在企业进行实操训练就会提高次品率、生产原材料浪费等现象,企业技术人员对学生进行技术指导,也存在技能人力资本的浪费现象,这些都是在一个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上产生的,这使得政府和各级委托方介入进来,构成技能人力资本形成的产权要素。因此,各级委托方的政策支持、定向拨款等,实质上是将制度框架作为一种产权要素为校企双方的合作提供保护。这种委托方提供的保护能力强弱及有效性关系到学校、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排他性收益权利”的分配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