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供给主体划分,技能供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48]政府供给(由学校或教育机构行使相应职责)、市场供给(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供给组成。不同的供给主体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影响着职业教育的技能供给效率(见表1-1)。
表1-1 技能供给主体对技能形成体系治理的影响
外部方面,政府通过职业教育政策、学校布局和经费投入对技能供给产生影响。而企业则通过生产过程开放和生产资源投放对技能供给产生影响。由于我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独特的财政体制[49]和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职业教育治理上通过区域劳动力市场这一脉络高度关联起来,并在工业化水平和公司规模两个维度影响着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治理。[50]一方面,工业在当地国民经济中比重越大处于降低企业技能成本的考虑,政府的技能供给意愿越强烈。另一方面,公司规模让职业教育的治理结构带有强烈的“公司特征”(firm specificity)。[51]如图1-1所示,公司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一个以公司为主导的技能供给模式,公司可以通过自身话语权、资源投入来影响政府、学校的技能供给行为;公司规模越小,越有利于形成一个政府为主导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其供给能力较弱,对职业教育的影响程度也较弱。而家庭对职业教育多出于理性选择,技能增值(工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让普通家庭选择职业教育越来越多。(www.xing528.com)
图1-1 职业教育的外部治理曲线
内部方面,技能供给方由学校、在校生组成,分别根据自身属性影响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动。职业院校具有中心地位,对体系的影响按照功能单位可以划分为管理层、教学层和知识层。管理层是学校技能供给的基础层,从宏观上,通过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对人事安排、预算拨款、竞争性拨款、招生指标等方式进行干预,使得办学行为反映委托者的意志;微观上,学校内部管理层也影响着学校技能供给的效率。教学层是学校技能供给的实施层,担负着技能转移、创新的功能,主要通过师资、设备和教学场地影响着技能供给的质量。知识层是学校技能供给的产品层,主要表现在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材编写等技能知识产品的供给。在校生是技能供给的学习层,通过精力、时间和操作,习得技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效率反映在在校生的技能学习成果上。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也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在各个层面影响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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