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肖彭
一九四一年夏天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我在当时法租界巴黎道(今吉林路)青年会接到大陆银行副经理胡哲甫的一个电话,说:当天中午联青社的例会,胡是主席,但还未请到讲演人,托我代请一位。我义不容辞地想办法,在距开会仅有一小时的仓促时间内可找谁呢?我忽然想到,燕京大学的校医郭德隆大夫正在楼下为该校录取的新生检查身体,我去请请看,郭大夫慨然答应了。胡哲甫用汽车接我们一起到了英租界马场道西湖饭店,联青社的每周三中午的聚餐会就在此楼屋顶上举行。郭大夫当时生动地讲了肺结核病对青年人的危害以及预防的重要性和方法。此讲却出乎意料地引起了朱继圣的强烈反应。原来朱之长女当时在耀华中学高中读书,不久前因患肺结核未及时发现和治疗而夭亡。朱对此非常痛心,提出:愿为防治此病效力。
我当时作为一个青年会的主任干事,即时写信给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约请郭大夫来津给青年会会员检查肺病。回信同意了,郭大夫也来了,X光机是借用马大夫医院(今人民医院)的。大家反应很好,都表示支持开展预防肺结核的工作。我们即时组成了委员会,都是青年会的上层会员,有: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为委员会主席;百货售品所经理吉玉如;东亚毛织公司总经理宋棐卿;东亚毛织公司副经理陈锡三;天津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青年会董事卞俶成、陈芝琴;青年会会员倪念先、冯紫墀等人。
从此以后,在天津青年会所拥有的五千会员以及其有关的上层工商企业中,相当普遍地对肺结核病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有的企业如仁立公司、东亚毛织公司、百货售品所等,每年都对他们的职工进行定期的肺部透视,并建立了肺病疗养制度,为日后防痨协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都是在以郭德隆大夫为技术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燕京大学被日军关闭。郭大夫转任长老会主办的道济医院院长,并不时地来天津同我们研究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在一次委员会上,郭大夫提出一个方案:一、准备在天津成立肺结核门诊部;二、从北平一家德商购置一部价值一万美元的X光机。门诊部的地点由我和郭大夫负责物色。(www.xing528.com)
按当时外汇率,须捐三万六千元的伪联币。一向豪爽的卞俶成委员,直截了当地说:“仁立拿六千,东亚拿六千,售品所拿六千,航业公司也拿六千,陈大爷(指陈芝琴)和我也各捐六千,六六三万六,正好。”事情就这样在欢笑声中决定了,并指定由我向以上六家收款。几天之后,捐款收齐,我陪同朱继圣到花旗银行,由仁立公司换给美元外汇。不久郭大夫在北平购妥X光机,我在天津也筹办好门诊部,即将巴黎道青年会北楼北侧的两间存物室平房腾空修好,以外间作X光室,里间作为冲洗胶片的暗室。不料,机器安装后,法租界电灯房不给供电。我立即去找西开天主教堂总堂法国神父司仪芳。由于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大水之后一起搞过救灾工作,关系很好,他毅然答应帮忙,第二天便装上电表供电了。郭大夫还为门诊部安排了青年臧文涛负责摄片和冲洗,另一位女护士郭兰芳做护理工作。郭大夫在北平仍任道济医院院长,但每周三、六两天来津在结核病院门诊部应诊。这时,有不少学校师生和团体集体前来透视。
过了大约一年,又召开了委员会,研究进一步开展防治肺结核的工作,认为光有透视诊断没有治疗是不行的。郭大夫又同一位意大利人商定以每月伪联币六百元租用他在马场道的一所楼房,成立了天津市结核病院住院部,并请定冯致英大夫任医师。由我每日到院审核开支和一些行政事务。郭大夫每周由北平来津一、二次,处理重大问题。至此天津市结核病防治院已初具规模。后来由于青年会结束了巴黎道的会所,门诊部也合并到住院部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青年会工作全部得到恢复,这时我已做了总干事,并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赴美留学考察。回到天津后,一九四八年八月,郭大夫来到我家,约我在他赴欧美考察期间代理天津结核防治院院长职务。这之前郭大夫已将坐落在英租界柳州路和潼关道间的旧英国医院接过来作为结核病院院址,这显然又是一次大发展。这时董事会也扩大了,除原朱继圣、宋棐卿、卞俶成和我之外,又约请了李烛尘、周叔弢、方先之等人。朱为董事长,我为书记。当年秋天,郭大夫动身出国,我每天到医院履行代理院长职务。直至九个月后郭大夫从美国回津。当时天津已解放,我谢绝了他挽留我任院长的要求,由郭大夫继续担任了院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