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生活告一段落：记两次逃亡、捕获共产党员

李霁野

对于电视，我的兴趣不大，一般是不看的，只偶而看看中国女排决赛，动物世界，或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四世同堂》因为次数太多，一上来我也无心收看，后来听说是近年电视剧佳品，又在吃午饭的时间播放，老舍同志又是我很怀念的朋友，我想绝不能放过收看的机会，幸而全部收看了，引起许多回忆和感触。

抗日战争第一年，我在天津继续翻译《战争与和平》，因为住在租界，得以苟安，日寇的暴行只偶而听到。第二年我去北平辅仁大学任教，这个学校是美国和德国的天主教会合办的，所以前几年还没有受到日寇的直接干扰。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做了战俘被集中，日寇的魔掌就伸进学校了。

辅仁大学有几个教授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文教委员会，受国民党的领导，目的是要为未来的文教界人士安排工作，使他们不与日本人合作；输送学生到未沦陷区；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我虽然对国民党并无好感，觉得它总算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了，所以在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同时，我参加了这个会，想略尽微力，做一点应该做的工作。

《四世同堂》中所描写的日寇暴行，有些耳闻，有些目覩，觉得很真实。有些人物的爱国热情和硬骨头精神是主流，反映了当时的实况；少数败类，那时候当然也有。捕人杀人的事日有所闻，我就有学生被捕过，也有相识和不相识的青年被日寇宪兵逮捕审讯。他们对我十分关心，总想方设法把日寇问到我、特务跟踪我的情形透露给我。我想，我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线索，是浮在上面的人，他们是不肯轻易动手的。我每天上午到学校，下午午睡后同妻用小车推两个孩子到很近的北海公园玩耍，其他时间几乎足不出户。文教委员会若开会，我建议几个人到公园坐茶座喝茶闲谈，即使有特务钉梢，他们只从口型怕也了解不到什么。我们的书生气十足，以为这样就很可以保守机密了。

一九四二年年终，天气晴朗，并不很冷。有个朋友送了我们一个旧照相机，妻同我带孩子去中山公园玩，想顺便为孩子们照几张相。这是我第一次试手，以后印出结果很好，我们很高兴。回家时却听到一个不祥的消息：常维钧夫人葛孚英告诉我们，维钧被日寇逮捕了，那时还关押在附近的警察局，日本宪兵设在北大红楼下面的拘留所或者已经人满。我们托人营救，他告诉我们，辅仁大学的情况日寇已经一清二楚，不久还要有多人被捕。文教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已经逃进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其他成员果然被日寇宪兵捕去了。对我虽还未动手，我想只是时间问题，不如采取上策了。

同妻商量的结果，全家先去天津，如被扣捕，就说是回岳家探亲。若无动静，我只身夜间从天津出走。我们于一月五日到天津，很顺利。妻的弟妇有个弟弟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她同他联系，原说几个小时就可以进入冀东游击区，但他因紧要任务牵身，在约定的时间没有来。不久前，有个同乡突然到北平找我，他说他是贩运中药材到天津出卖的。我从他那知道，从徐州经商邱，亳州到界首这条路畅通无阻，因为日寇利用这条路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物资。我原也想回故乡叶集，如能安居，设法接妻和孩子回去，界首离叶集不很远，所以我决定从这条路逃出沦陷区。不料到了界首，听说叶集再度沦陷，我只好改变主意先去洛阳。沿途果然见到小车络绎不绝，都是向敌陷区运送各种物资的。到洛阳听说，经商的后台都是国民党军官，也听说有集中营，关押的多是要去延安的青年。伤兵病院的情况真是不忍目睹。这种种情况，我在沦陷的北平是万想象不到的，我终夜失眠，记忆力衰退，一周内头发全变白了。无家可归，我只好到重庆去找生路了。我先到北碚复旦大学任教，一次集会，时时全体起来，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一个人坐着很无聊，后来才知道，提到“蒋总裁”或“蒋总司令”，都要这样肃然起敬。我的逃亡生活虽然告一段落，仍然“既伤国破群奸误，复叹家亡音信无。”过一段时间，我接到故乡和北平的家信，知道病故的四弟星野“一息微存尚恋人，呼医索药不堪闻”的惨状，心痛欲绝。妻的信告诉我，她在我走后被日寇捕去关了三周，因为敌寇妄想劝动她写信让我回去，被他们“逆用”（也就是做汉奸），倒没有给她吃什么苦头，就把她释放了。

读李何林同志的文章《回忆从台湾到华北解放区》，引起一些去台湾和从台湾逃出的回想。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回到故乡，那时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找工作比较困难，我原想就在故乡住下译书，却接到许季茀先生的函电，约我去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我答应去，去时经过霍邱，问何林如有机会，是否也愿意去。我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同振华是同年十二月到达台北的，妻也和我同去编译馆工作。我为编译馆编印外国文学名著，印行了我译的《四季随笔》，妻译的《鸟与兽》，还有几本书并未印出。“二.二八”起义后，编译馆五月就被解散了，何林同我转到台湾大学，妻转到师范学院附中教书，都是季茀先生推荐的。

何林比我更热心政治活动，我更愿比较系统地读读台湾大学馆藏的外国文学书。我知道他到后不久即组织民盟地下小组，但鉴于当时国民党特务猖獗情况，只取个人联系的方式。但一个盟员终于被捕了，他的夫人告诉了何林，他就得考虑如何应付。何林有些地下工作经验，做事十分果决，便以母病回乡为借口，请假一个月省亲。我送他上船，亲眼见到他平安无事，对他算放心了。

振华在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家离学校很近，我们知道特务一定会去查究，便去看看究竟。特务对何林回乡半信半疑，时常去捣乱，我们以为一月后同样以回乡省亲为借口，一定走不脱，不如安安静静教到暑假，同时设法通知何林不要等她们。学校放假，离台的人较多，她走时倒没有什么麻烦。(www.xing528.com)

何林是一九四八年四月逃出台北的，我逃出是在一年以后了。我本来没有什么政治活动，连民主党派的地下组织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仍然认为不够驯顺，大概因为我爱发牢骚，有时骂他们几句，有时还与一些“不法分子”有点接触。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不禁一笑。地下党员楼适夷同志过台北去香港工作，约我见面谈谈，会晤的地点在国民党政治犯拘留所，招待的主人是该所所长！这大概是国民党特务意料不到的。

但不久以后，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个助教托一位教授转告：他看到一份从新竹送到台北的公文，要逮捕我，因为我掩护两位当时颇知名的共产党员到台北进行活动。为证明他的消息确实，他说公文的号数他都记得。我想这真是活见鬼，他们既已知名，我如何掩护？我料想这不过是夺饭碗和住宅的阴谋，所以置之不理。理也无法理，手里没有分文，一家五口怎么逃走？何况既已有令，逃也逃不脱。教书读书食睡如常，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并无半夜鬼敲门的事。

一天我班上一个学生黄猷来告别，他本来常陪送我回家，我请他到屋里坐一坐，经过一番考虑，我把上言的情况告诉他了。他说一点不能迟疑，并愿把已经买好的到香港的飞机票给我第二天走。我因为那次逃亡使妻受到牵累，表示不走，他说那就托人买船票送来，全家人同走，我同意了。

隔天中夜，欧阳百川坐大卡车送船票来，我们在微雨中急驶到基隆，在海岸换乘小船，躲过检查岗，上了去香港的英国轮船，不到两小时就开行了。

行前我只向两个友人告别，其中一位是住在我隔壁的谢似颜教授，他是在师范学院教体育的。他尊敬鲁迅先生，为人爽直，富于正义感，憎恶国民党反动统治。师范学院一次几百学生集体被捕，似颜直言抗议，并为学生送食物和慰问信。这自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痛恨。我走时，就听到他要被解聘的传言，几月后听后出来的人说，暑假后他就没有接到聘书了。他一家七八口人，靠他一人维持，我想这如何是好，怕他们要流浪街头饿死。我出走后，多年听不到似颜的消息，但一直没有将他们忘记，前年意外从南大外文系一位教师处听说，似颜的一位亲弟弟在美国一所大学任地理系系主任，我喜出望外，给他一封信询问似颜的情况，他回信说，似颜已经逝世，夫人健在，还在台北，子女都已成人，各有工作，一位还在北京。我很觉欣慰。似颜的弟弟回国访问，我们晤谈甚为欢快。他说似颜渡过难关，全靠朋友的帮助，他自己留学是勤工俭学性质。

我们从香港坐船先到天津岳家，离别十多年，经过一场战争浩劫，还没有遭受太大的灾难，总算是很可庆幸的了。几天后，我们去北京，被安置在远东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在解放了的北京，同维钧、何林、建功等老朋友夫妇欢聚畅谈，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及其他庆祝会，见到多年景仰的杰出的革命领导人，对现代革命史和解放区文艺活动和成绩补补课，感到欢欣鼓舞。

从北京的报纸略知，我从台北逃出后，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特务叶青想到台湾大学做教授，台大校长傅斯年拒绝了，叶青便借我出走的事大肆攻击，说台湾大学是“共匪”的巢穴。据说傅对叶青说，“我不是干你那一行勾当的。”一个学生写信告诉我，在当时未解放地区的报纸上，对我大肆诬蔑谩骂，说我“逃往匪区”。

一九四九年秋，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教书，实际上是“跑龙套”。一九八〇年我申请退休，二年后被批准离休，还挂着外文系名誉系主任称号。离休后，除担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外，整编自己的文集，估计再有二年就可以完工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