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津厂包工制失败，纺织业黄金时代未能实现盈利

民国初年，北方纺织业尚未发达，纱厂很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天津建立了华新和裕元等厂。当时最感困难的是技术人员缺乏，如裕元从建厂到开工后的第一年，全部技术人员和主要工人都是自日本聘来的。华新津厂建立虽略早于裕元，但同样在技术人员问题上感到困难。华新股东杨味云其家族自一八九七年即在无锡创建了业勤纱厂，有多年办厂经验，并能联系纺织技术人材，遂在华新建厂时由杨味云介绍无锡人蒋自赓与华新订立包工合同，实行包工制度，工厂按标准供应原棉、物料，煤斤及一切设备，每出一包纱，付若干管理费。蒋自赓从上海、无锡招来熟练工人、机匠工头（男女工都有），又从邻近县份招来大批廉价的艺徒，于一九一八年正式开工。华新津厂开工后，正赶上纺织业的黄金时代，营业情况很好，盈余颇多，但厂方和股东得到的实际利润并不大。厂方分析原因，知是包工制度之弊病，但也无可奈何，因生产命脉操于工务手中，而工务又在蒋手中掌握，此外原棉、物料、机械配件及煤斤等，消耗日益增加，不二、三年，厂方和包工头矛盾日增，遂决意收回自办。早在签订包工制合同时，华新厂方已预料到实行包工制，大权会落到别人手中，因此有意尽量缩短合同期限，只订了三年约期，三年期满即不续订。但自蒋来厂实行包工制后，厂内已形成无锡、安徽两派（股东方面是安徽派，力量不大），若要取消包工制，股东方面在事前要做一些安排，如对原来由蒋自上海、无锡招来的工人全部以高薪留厂，并许以很多优待条件，如工作十年后如何、愿回南方时又如何，不外给予若干优厚物质待遇等。这样，工人心安，不需要包工制来维护，蒋也就失去群众基础；另外，对继任人选仍用无锡人，由杨高伯为工厂总管，殷天良为工务长，殷的三个儿子也都留厂工作，下面全班人都不动。由杨高伯出面与蒋办交待，他们乡谊素厚，交接中蒋也不好与之为难。当时，包工制虽取消了，但工厂大权仍操于无锡人手中，周学熙既感指挥不尽如意，多数股东也表不满，乃决心整理厂务，于一九二六年聘安徽人陈锡福为经理，聘日人为技师长（忘其姓名）。陈锡福清末曾为官，工作勤恳，但入厂后，手下仍是无锡派操纵一切，下属对他多是阳奉阴违，尤其是无锡职工，多有“五日京兆”之心，机器的损坏，物料的糟蹋，产品质量的低劣，用花量的增加，乱七八糟达于极点。陈锡福日夜班都要到工厂去看看，无锡籍职工却派人监视，白班不用说，夜班时，只要陈锡福住宅灯一亮，监视人就传出信息，车间内一切正常进行，等陈到厂一切情况都好，也看不出问题来，而陈一走，车间则又乱作一团。

无锡派与安徽派暗中争斗的结果，使工厂成本增加，产品次劣，连年盈余不多。一九二八年董事会提出彻底整理工厂计划，派周学熙胞侄周叔弢为经理，聘安徽人桂季桓为工务长。桂是周学熙督办棉业整理筹备处时，棉业传习所培养出来的人材，曾派往美国留学三年。事务长由孙某担任，也是安徽派方面的人。为减少无锡派方面的阻力，仍聘无锡人王正卿为副理，兼管业务。尽管做了这样的安排，当桂季桓带着棉业传习所的同学江苏人汪克振、吴成官进厂时，工人们扔掷筒管杂物，不表欢迎。周叔弢见此情况，乃于一九二九年又调华新卫辉厂经理安徽人张剑潭为副理，张带来运转技师马镜轩、保全技师陈芳洲。马为河北人，棉业传习所毕业，与陈芳洲一起成为张剑潭的得力助手。张剑潭同时还带了几名低级职员随同进厂，准备更换车间内的部分职员。张进厂后，首先抓住了本地的机匠、工头和艺徒等，大刀阔斧地更换了一些基层职员。但张对解决工人中的无锡派问题却很感棘手，如细纱工人于宝翠、马友山故意使细纱开花，马镜轩为讨好股东，打击无锡派的人，就把他们开除了。当时桂季桓却并不支持马这样搞法，因桂是董事会方面的红人，周叔弢对他也很重视。马遭冷遇，遂无意久留，一九三〇年，张剑潭病故后，马遂应卢统之约到无锡参加振新纱厂工作，陈芳洲也辞职去华新唐山厂工作。(www.xing528.com)

华新津厂只产纱不出布。生产的纱以十六支、三十二支为最多，注册商标是“五子牌”，主要销往高阳，其次是华北一带，供织布用。“五子牌”纱质量优良，一直保持很好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