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收藏古籍文物

周叔老是海内外闻名的古籍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他集毕生之精力和一生经营企业所得的大部分用来购买古籍、善本图书和金石文物，历数十年辛劳收集，以藏书之富与版本之精而闻名于世。

早在一九四二年，叔老在自订善本书目的同时，为藏书写下遗嘱，云：“生计日艰，书价益贵，笺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书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壬午元旦弢翁至嘱！”这个遗嘱写完之后，他又觉得那几句话“殊难如怀，言犹未尽。”在叔老心中是要嘱咐他的儿孙在国家安定平泰之后，把藏书捐赠与人民。全国解放后，叔老亲自实现了他的这一夙愿。一九五二年，他将最珍贵罕见的宋、元、明代的刻本、抄本、校本七百十五种、两千六百七十二册，捐赠给国家，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一九五四年，叔老又将珍藏之中外文图书三千五百多册捐赠国家，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一九五五年，他将所藏清代善本书三千一百余种、两万二千六百多册捐赠国家，收藏在天津图书馆。这三批赠书献与国家之后，叔老仍在继续清点整理，准备第四批献书与国家，而“文化大革命”发生，在动乱中的一九六六年八月末，在“横扫四旧”的名义下，叔老被抄家，他正在整理尚待捐赠国家的古籍及金石文物也在其中。所幸者，叔老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保护，这批书籍文物也都得以幸存，未遭失散。一九七三年落实政策，书籍文物发还原主。虽然，时至七十年代，叔老已是八十高龄，他又重新检视，将善本书一千八百余种、九千一百九十六册，文物一千二百六十二件，于一九八二年全部捐献给国家，分别藏于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这是周叔老最后的一批珍藏，其中不乏精品，如经清代著名藏书家黄荛圃批校过的明版《穆天子传》、清代泥活字印刷之《金石例》、宋版《汉书》等善本。在文物中，则大部分是隋唐时期的佛经写本，从战国到元代的印章。叔老的大兄周叔迦先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是著名的佛学家，叔老珍藏之佛典是经叔迦先生鉴别的，大都堪称精品。对于历史学、哲学、佛学、宗教学乃至语言文学、古代官职、书法篆刻之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叔老竭数十年心力所收集的珍贵藏书文物，悉数赠献国家，为人民所用，受到多次表彰，他总是真诚地说：“这些图书文物来自人民，应当还之人民。”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叔老的确爱书，而更爱国家和人民。他的爱国行动说明，他不只是古籍文物的收藏家，更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者。

叔老爱书、藏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这些国宝落入市侩之手，流到国外，同时也是为了变私藏为公藏，以供群众阅览。而他的爱书、藏书，首先还是从喜读书开端的。他健在时曾很风趣地说自己：“如果不读书，可能就不至于‘半生跌宕为书忙了’！”当然，古今中外，不读书而专收藏者，有之，那大概只能是书商、书贾。另外，也有堪称书的鉴赏家的，但也不一定都喜欢读书。而周叔老癖好读书，古人说“读书破万卷”，叔老自藏书四万多卷，大都亲自阅读过，有的书不仅读得很精，而且作过精深的校勘、注释和批记，刻有“弢翁题识”的专书《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传世。叔老自幼好读书，积八十多年读书生活，确实达到了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的境地。从我与叔老的交往、接触，以及拜读有关东至周氏文史，深感在东至周府有读书传统，也可以说是周氏家风中堪予称道的一端。且不论叔老的祖辈在“池州文学”、“桐城派”文学上的地位与贡献，单说叔老的祖父周馥、父亲周学海、叔父周学熙、学涵、学铭、学辉、学渊，都是读书人，后来，除早卒的学涵外，无论从政、从商，都不曾放弃学业、著述，周馥有《周慤慎公全集》、《周玉山诗文集》、《水利述要》等著述，周学海的《医学启蒙》以及周学熙手编之《周氏师古堂丛书》凡百余卷，周氏还翻刻过很多稀见的古籍，世称“建德周氏刊本”。由此可见周氏家学渊源。叔老在充满书香的家庭里度过他的儿时和少年时代，在私塾里受过千字文，百家姓、童蒙幼学等启蒙教学之后，攻经、史，读春秋左传、公羊传、易学启蒙之类的书。因为祖、父、叔诸长辈，推崇程朱之学，所以程灏、朱熹的著作列为课业。叔老回忆八十多年之前，师长教读，意在师古，躬行实践。周馥曾在庭训中说：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故而要求他家庭中以颜氏家训为法。周学熙曾亲拟家乘数十万言，分授各房子弟，意在于树立书香礼义之家庭风范。周馥与周学熙为子侄晚辈提供了较好的读书条件，礼聘当时的通儒为他们授业，如桐城名儒马帙庭，上虞俞巨沧训经义，评文字。老师讲《群经选读》，先吟哦，后申讲，毛《传》郑《笺》，都是一些记诵文学，跳不出数千年来记问传经的樊篱。年青的叔弢先生感到不能满足，利用每月初一、十五，清明、寒食放假期间，逛书市，自己买书来读。叔老回忆说：那时候只不过是胡乱买书，胡乱读书，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家集也读，《天演论》、《黑奴吁天录》也读，读来读去，便发现书可以告诉他许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于是，每一展卷，便大有乐而忘却一切的势头。稍后，又从书肆购得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是张氏以翰林院编修任四川学政的时候，委托缪荃荪为成都学经书院学生所开的阅读书目。叔弢先生读此《书目》，一方面惊叹祖国古籍遗产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就开始择书而读，并且从张氏关于版本的简明勘误，获得了有关古籍善本的概念。后来，叉获得《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又进一步扩大了眼界，懂得一些有关鉴识善本的知识，引起了对善本书和版本学的兴趣。根据张、邵诸氏所提书目及个人所需、性之所近，分别类求，扩大读书范围，收集善本，开始藏书。“能藏一库书，富得百年之乐”，叔老说自己养成了对书的癖好。在几十年中，他搜集善本付出的心血比付出的金钱多得多。叔老购书有许多佳话、轶事，有的见诸“弢翁题识”，有的从叔老谈笑中传出。

叔老生活俭朴，无声色之好，连香烟也不吸，唯嗜好收藏古籍，高价购书，不恤金钱。著名藏书家王献唐当年购得益都李南涧的家藏善本书欣然命笔“黄金脱手了无余，换得陶南镇库书”，书商们也最知道，有收藏之好的人，黄金脱手换得好书，在所不惜。京、津等地熟知周叔老的书商，也常敲叔老的竹杠，而叔老却说，这对他这个癖好者来说，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七·七”事变前，叔老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荛圃翁“陶陶室”所藏《陶渊明集十卷》，实珍品，欣喜之极，因之渴望得到“陶陶室”第二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而当叔老得知这部书的踪迹时，已为北京一书贾捷足先得。书贾知叔老久慕此书，正刻意搜求，便漫天要价，索四千元，折合时价可买白面四千多袋。尽管书商也估计到很少有人肯出如此高价买这部书，却仍坚持不肯降价，致使叔老朝思暮想，相思不已。僵持了一年，叔老明知书商卡他的脖子，仍毅然拿出四千元将书买下。当年黄翁为得着这“两陶”集，而修葺吴县旧居，改颜其藏书室为“陶陶室”，而今，叔老虽被书商赚去巨款，但能使“两陶”集保存全璧，也是幸事。为了避免珍贵古籍失散，特别是避免流失国外，叔老往往不惜重金。

解放前的旧中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大量的佳刊秘籍、国粹瑰宝流散国外，有些已难望璧归。对此，叔老深深痛惜。一九三三年，叔老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列有我国宋、元、明本古籍图书凡百余种，有的是他在国内看过、鉴赏过的，如北宋版唐代大诗人杜牧之祖杜祐所编之《通典》，宋刻绍兴本的《东观余论》，实为海内孤本。而书价昂贵，非叔老个人所能赎买。《通典》索价为一万五千元，《东观余论》也须一千元。叔老以一千元赎《东观余论》璧还故土，同时为《通典》等国粹仍流落东瀛而奔走呼吁，希望国家或国人富财力者赎之归国，但终未能办到，《通典》竟成了异国之“国宝”。叔老赎得《东观余论》回归之日，心绪万端，那正是外侮日深的时候，叔老援笔为跋，除记赎书原委外，还慨叹说：“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余乃告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噫！”数十年来，每闻有古籍文物流注国外，叔老总叹然心伤，不胜感喟，而且不惜重金，辗转搜求，唯恐失之眉睫。他曾以一万元的代价收购险落东瀛的石涛名画《巢湖图》，他说：“为护一国宝，万元非靡费，虽手头拮据一时，无惶恤也！”

求书不易，尤其是一书而分藏数处者，欲求珠还剑合，更非易事。叔老为汉韩婴撰、明沈氏野竹斋刻本的《诗外传》求剑合，花费了十几年的功夫。一九一九年，叔老在江都方氏藏书中喜得十卷本《诗外传》中之八卷，尚缺第九、第十卷。对此佚缺，叔老千方百计求访历十年，直到他离开江都后的一九二九年，才求得毛奏叔手校的元本卷的第九、第十。对叔老这位爱书如癖的人来说，十年相思，璧合之愿得偿，对这部书来说，珠还璧合，亦书之厚幸也！在叔老的藏书中有清乾隆十八年张奕枢刻的《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刻书人自称系据陶南村抄本重加点勘，校雠而付梓的，其中自制曲旁注二首，刻印极工，故曾有人诡称宋本以欺世。叔老在此书题识中说：“余幼嗜白石词，求此书二十年癸亥除夕获于天津书肆中，为之大快。”可见访书之难，求书之苦，同时也可知此书世不多见。

在叔老搜求古籍、漫长的藏书生活中，趣闻轶事极多。一九二八年戊辰正月十三日叔老以重金从北京文禄堂购得宋释道原撰、绍兴四年刻本《景德传灯录》，加上他的旧藏宝祐年刻本《五灯会元》，此两书堪称“双绝”，叔老喜极。得书的第五天，适逢叔老得子，叔老因得书之喜，即为第七子赐名景良，并且就在景良降生的当日，欣然为《景德传灯录》撰写题识，情意深切地写道：“深冀此子他日能读父书，传成家学。余虽不敢望兔床，此子或可为虞臣呼！”景良长大，却喜好理工，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攻习晶体物理，归国后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为研究员。叔老叙述这件事，尝自笑痴。他说自己子女十人，各有所好，各有专业，确实不能以自身之癖好构成子女之累赘。

叔老爱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被某些书商敲竹杠、卡脖子。在一九七九年前后，叔老谈到早年购书的事，他说：“书商对爱书人卡脖子，敲竹杠，实可恼。北京某书商拿《陶靖节先生诗注》卡了我一年，敲去四千元　我也有一年多的光景不买此书商之书。”他还风趣地说：“这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报复吧！”求购古籍珍本，如此艰难，但叔老并不为一己之私，在他中年时为书所作遗嘱中，即已表明这个意思。把藏书文物公之于世，是这位爱国老人的宿愿。解放前，叔老收得杭州刻本《春秋经传集解》首二卷和宋汀州刻本《群经音辩》二卷。本来，历来藏书家不弃断圭残璧，叔老得此两个残卷，爱不释手。可是，当他知道这两个残卷是故宫博物院佚出的，便无私地将此圭璧捐献给故宫，使之珠还剑合。为此他为跋记，云：“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耶？”“然去书之日　心意惘然，”“但仍以书之‘重圆’为重，不以一己之私，而致明珠拱璧惟照耀秘笈耳！”

爱书如命的周叔老，也曾述过卖书的辛酸，事见一九四三年癸未二月下旬，叔老记于寒在堂的一条藏书旧识中，云：“壬午春三月，余为衣食计，以明本书百余种售之陈丈一围。去书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尔日为检一故实，拟得《齐乘》以供翻阅，乃乞于陈丈，以三百元赎回此本。”“江都方元隅先生常戏称买书一乐，有新获也；卖书一乐，得钱可以济急也；买书不售一乐，书仍为我有也。余今续之曰：赎书一乐，故友重逢，其情弥亲也。”这条旧识，道出叔老去书之痛，得书之乐，爱书之深，护书之情真意切。正由于此，他深恐自己身后藏书不能得其所。如何能使这些珍藏，得利于国、于民；嘉惠后学，发挥其应有之作用，成为叔老的一桩心事。

“雄鸡一唱天下白。”饱经苦难、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叔老看到自己的国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冲闯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从中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人民政府是一个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他亲身参政，荣任天津市政府的副市长，原来对于旧政权、旧的当权者的不信赖感，被对新政权的信赖感、主人翁的自豪感、责任感所取代。当他决心要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贡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将凝聚着自己数十年心血的藏书，献给心爱的新中国。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叔老就格外高兴地整理他心爱的藏书，首先被挑选出来的是藏书中的上乘精品，一本一本、一函一函都翻阅、摩挲、校对、编目，准备与“心爱者”告别。两个春秋过去了，到一九五二年，献书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叔老就把献书的心愿告诉黄敬市长。叔老曾回忆说，自己提出献书的时间，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的后期，可能有点不合时宜，当时他只想到要让这批上乘珍籍得到一个最好的归所，并没有考虑其他。可是，思想缜密、一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黄敬市长马上联想到周叔老要捐献藏书，会不会是运动带来的副作用。黄敬市长与叔老一向相处很好，推诚相见，黄市长当即坦率地对叔老说：“叔老，书籍是生活资料，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私有财产，你提出捐献，该不是政治运动给了你什么政治上的压力，产生了副作用吧？”经黄敬同志一问，叔老感到有些意外，他诚挚地告诉黄敬同志：“捐藏书之心，并不是起于‘三五反’运动之中，而是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叔老还非常强调地说：“如果真有什么政治压力的话，我也就不一定肯了！”叔老遂将自己长时间以来对藏书放心不下，为此还亲书遗嘱的往事告知黄敬同志。叔老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遭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么？”叔老的高风和献书的诚心，受到黄敬市长的赞许。

一九五二年，叔老向国家的第一批赠书是他所藏宋、金、元、明、清善本古籍中的上乘珍品，计七百多种。国家对此极为重视，由中央文化部直接接受，而后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当时，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也是当代的一位著名藏书家，看了周叔老赠书的目录，嘉许不已。后来，叔老到北京与郑振铎同志见了面，郑振铎同志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叔老说：“对共产党、国家、人民，我无所保留。献书的决心，从我来说，不是轻易作出的，既然作出了决定，就要坚决实现，不搞藕断丝连，献书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周叔老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二十多年中，先后三次，将其珍藏古籍四万多册，文物一千多件，全部赠献给国家，他的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国家的褒奖，人民的赞扬。一九八〇年，为庆祝叔老的九十寿辰，北京图书馆将叔老为藏书亲作的题识辑为《弢翁藏书题识》，天津市图书馆也编订了《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供研究工作之参考，叔老感到非常快慰。一九八一年三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专门召开了授奖大会，并发给一万五千元奖金，叔老都购买了国库券（叔老去世前，亲书遗嘱，将此款上交国家）。天津市图书馆将所编《周叔弢先生藏书目录》赠予叔老，叔老认为编得很好。这本目录有精装烫金字封面的版本，也有平装本，装帧都很考究，叔老非常喜欢。他说：“我拿着这本精装书目，心情激动，回想自己在七十多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

周叔老赠献国家的藏书，按经、史、子、集的体例分类：(www.xing528.com)

经部：凡九十二种，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四书、小学和群经总义的善本一千二百余卷。

史部：凡一百三十八种，包括传记、编年、杂史、奏议、政书、地理、金石、目录，时令、史评、史抄类善本一千二百九十余卷。

子部：凡二百二十四种，除总类外，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术家、释家、小说家、谱录、艺术及杂家、弈书等十五类，共善本二千三百四十余种。

集部：凡三百六十六种，包括楚辞类、汉魏六朝别集类，唐五代别集类，宋、元、明、清别集类、曲类以及唐诗百名家全集、断代、地方艺文、诗文评、小说、诗余类，善本五千一百八十余册。

此外，截至七十年代末，尚有一千六百余种，未能编入。据古籍、版本专家的初步分析研究，周叔老之珍藏四万多册善本书，反映了叔老藏书之特点：他搜集古籍图书，总是以刻、印、纸、墨均精、书品好、初印为射的。叔老收藏的明清刻本多具有上述条件或经名人校跋的本子，如明秀芝堂翻刻的宋本《古今注》，雕版之精，行宽字大，不减宋刻精神，书后有嘉定庚辰丁黼跋，流传极少。又如万历二十五年吴郡张栋木雁轩杨慎辑《绝句辨体》共八卷，字为楷书，刻印均佳。板心下刻“张氏山房”，卷末题“连序共四十二页凡七千三百四十二字”，极为别致。明刻本《唐伯虎先生集》五卷及万历年间阎树德堂刻《陈眉公吴宁野精校青莲露六笺》，书品都极好，且为传世不多的早期刻本。清刻本更以刻印俱佳取胜，如顺治十三年三槐堂刻《杨淮斗先生手订王文恪公家藏未刻稿》为刻写本，楷书上板，字体飘洒，罗纹纸印刷，读之悦目，堪称上乘。又如康熙四十二年刻《吕晚村先生家训真迹》，依原稿临摹上板，镌刻精细，与原稿不失毫厘，阅之可以得到欣赏书法艺术之享受。康熙四十一年洞庭席启寓琴川书屋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之《昌黎先生诗集》，红筋罗纹纸印刷，纸质细且薄，差似绫罗，中衬白纸、展卷为之吸引，阅之娱目悦心，此本极不易得。叔老收藏的清刻本多是精刻或是早期印本，如清内府刻的《故渊鉴》、《音韵阐微》都极为精湛难得。除此之外，叔老还搜集到日本早期刻本，如日本天文二年（明嘉庆十二年）刻的《论语》十二卷，这是在我国流传极少，不可多得的珍品。

叔老藏书的另一特点是系统搜集了各种活字本。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虽远在宋代，但在雕板印刷的古籍中，用活字印刷的甚少。泥活字创于宋庆历年间的毕升，但无实物流传。宋、元活字本仅见于文献记载，尚未发现传本。明、清两代活字印书多了一些，但雕板图书中，活字本仍属极少数。而叔老经数十年刻意搜求，竟然搜集到铜、泥、木活字印本达四百多种，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实属鲜见。据行家评说：一家藏活字本如此之多，可说是举国无双。明代活字本传世极少，而叔老竭力搜求、竟然搜集到明弘治碧云馆木活字印的《鹖冠子》三卷、明正德十一年华坚雪兰堂铜活字印的《春秋繁露》十七卷、明嘉靖安国安氏铜活字印的《颜鲁公文集》十五卷、明建业张氏铜活字印的《开元天宝遗事》二卷以及明铜活字印的《曹子建集》、《沈佺期集》、《孟浩然集》、《李益集》等。这些稀见的活字印本，基本反映了明代活字印本的情况，对研究我国前代印刷术，也是极有价值的。清代的活字印本书虽比前代多，但与雕板印本相比，仍居末位。据估计，清代的活字本约有两千多种，而周叔老搜集到四百多种，约占五分之一。大约包括了从清康熙至民国初年的铜、木活字，从官家内府铜、木活字印本、聚珍版到民间各类铜、木活字印本，他都不惜重金，不惜气力，以得书为快，惟恐其流入异域。如康熙二十五年吹藜阁铜活字摆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雍正内府铜活字摆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侯官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摆印的顾炎武《音论》、《诗本音》、娄东施氏本木活字印的《吴郡文粹》，长方形硬体字，犹有明代遗风。清道光年间出现了用胶泥制成泥活字，且印有泥活字板书，周叔老搜采到的就有道光十二年吴郡李瑶用泥活字摆印的《校补金石例四种》，用胶泥活字印书而实物流传于今世的，此书为最早。道光以后，活字印本比前期多了，但有的也不易得，如道光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道光御选唐诗全函》有红色二龙戏珠封面，黄绫印制书笺，开花纸印刷，袖珍本，小巧玲珑，极为精美。光绪二年京都聚珍堂曾印《红楼梦》等小说十余种，刻印整齐，可能由于印数不多，又甚为时人所爱，所以流传不多，而周叔老收集了数种，实为难得。宣统以后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些也很稀贵，如一九二〇年南昌学宫木活字印周德华纂《南昌民国初年纪事》十四卷，据方志《综录》记载，此书已知者仅三部，周叔老护存一部，图书传世维艰，叔老功在其中。

叔老搜集影印、影写、影刻图书四百六十多种，约占他捐赠图书的四分之一强。古籍善本图书，有的原刻本流传极少，有的被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掠夺，国人难睹实物，因此影印、影写、影刻本一向为人所重视，叔老加意搜求，不乏珍品。如影刻本中，一九二二年南陵徐乃昌影刻明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玉台新咏》，出自当时名镌刻家黄同陶子麟之手，用宣纸印，陈玉父后序末页最后一行刻有“太岁在元黓阉茂南陵徐乃昌影明崇祯吴郡寒山赵均小宛堂复宋本重雕刻”通行牌记，影刻极精，故曾有人垫去赵均跋后“黄同陶子麟刻”字样及牌记等，改用旧棉纸印刷，冒充宋本，而竟能以假乱真，可见明影刻之精。影抄本中如南唐李建勋撰《李丞相诗集》，系借铁琴铜剑楼藏之宋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刻本影写的，连藏书印章也用朱笔临摹下来，与原印章可以说是不差毫厘，不仅书写一笔不苟，用墨浓淡匀称，即木钉的木纹也描得维妙维肖，实堪称绝作。影写本中的宋元庆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明弘治十三年马炳然刊唐李贺《锦囊集》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品。叔老搜集的这些上乘的影刻、影写、影印本，既保持了原书面貌，不失其本真，可供读者鉴赏，也为鉴定版本提供了证明，成为研究古籍的依据。

叔老藏书中，还有一批名人名家的稿本，因为分散收藏，数量尚待清点、统计。有人说总数为六十六种，也有人说为二十六种（一说是属叔老最珍爱者有二十六种），惜乎此数未能在叔老健在时校清。而稿本中如顺治十五年周亮工手写的《赖古堂未刻诗》、清顾广昕手写《邗水杂诗》、《夏小正诂》一卷，清人诸锦撰稿本一册，清人张鸣河撰《说文佚字考》稿本一册，都无一不是极为珍贵者。顺治十五年周亮工手写的《赖古堂未刻诗》在其自跋中说到他的诗“未刻者仅此数首，外所传流，多为伪作或不足存者。亮工此行，将死奸人手，平生为诗，虽不足传，然往往能见其性情。半生精力所在，惧子弟不能为之收拾，因尽以付之逸庵先生，先生与亮工性命交……。”叔老健在时提起过这个手稿珍本，还说过一些周亮工的情况：亮工又字元亮，河南祥符人，明崇祯时举进士，授监察御史富诗才，仕清后受劾下狱，有《赖古堂集》、《碑传集》流传于世。《赖古堂未刻诗》手稿及书跋，当是下狱前的手笔。至于如何从逸庵先生处流佚出来，叔老也可能考求过，可惜我们未能有闻。对这些珍品，叔老曾饶有风趣的谈到过南宋本《花间集》、明朱性甫的《铁网珊瑚》二稿本，曾经出示于原南开大学历史教授、簿录学家谢国祯氏，谢氏至为欣赏。后来我读叔老赠与我的《自庄严勘善本书目》，得见谢的书跋，称道这两本书：“其书法与雕刻之美，不胜健羡之至。恒常以为称之为书，然亦不可以称之为书，盖一展卷面古泽照人，灵光灿烂，未尝不萦回于胸中而梦寝思之。盖古人精神所寄，一经入目，可以如身临其境，缩千百年于今日。此祖国之文物，人间之瑰宝也。”我想，作为后学，我们实在应该感谢周叔老的辛勤劳动，为人民后代积蓄了如此丰富而珍贵的精神食粮。

叔老不仅对一些名人名家批校的本子十分珍视，他自己也校勘了很多书。如明景泰本《尔雅》、万历本《新序》、汲古阁本《孟东野集》等等。他还手录了《江安傅氏双鉴楼善本书目》、《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等等。叔老不仅对目录之学有兴趣，而且也是一位专家，经数十年刻意搜求，得各类书目二百二十多部，其中有拜经斋抄本《汲古阁刊书目录》、茫茫斋抄本《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清抄本《孝慈堂书目》、抄本《宜稼堂书目》，还有稿本《吴轩古刻善本目录》、《读有用书斋戊午七月以后书目》、《小蓬莱阁金石目》等。

为使古籍善本，特别是稀见本得以广泛流传，叔老在收藏古籍的同时，翻刻了许多珍品，如宋本《寒山子诗集》、《宣和宫词》、《孝经》、《屈原赋》、《十经斋遗集》等等。叔老翻刻的图书，刻印之精，纸墨之好，可与董康、陶湘、徐乃昌、刘世珩等所刻之书相媲美，为人称道。

周叔老不仅是名播海内外的藏书家、版本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文物玺印的收藏家、鉴赏家，自己还能奏刀治印。叔老收藏古玺近千方，大都是历代官私印玺。同时他还搜集了各种印谱一百三十多部，其中有明万历年间孙如兰辑刻的《印选》、万历顾氏芸阁刻王常编《集古印谱》、清康熙年间刊《敦复斋藏印》、乾隆年间汪启淑辑《退斋印类》、乾隆六十年刊黄锡蕃的《续古印式》；钤印本有《十二金符斋印存》、《十六金符斋印存》、《魏石经室古玺印景》、《染色室印存》、《磊斋銶印选存》等等。这些玺印和印谱，都是研究古文字和篆刻艺术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和工具。至于叔老自己能够奏刀治印一事，我们知之极少，叔老健在时也很少言及这方面的情况。一九七九年八月，《天津日报》副总编辑朱其华同志在所撰《门外读印之二·清泉石上流》文中，介绍了早年周叔老和他的堂弟周明锦共享“邮笺论印之乐”的往事。其华同志于一九七九年夏，无意中购得周叔老在一九一六年为英年早逝的堂弟明锦出版的《恧庵印存》一册，叔老为此印集所作序言中说自己“拙于奏刀而好为夸大之言”，这当然是叔老自谦的话，但从而可见叔老“自己偶尔也奏刀治印，但所作不多，历时既久，保存下来的自然也就更少了。”其华同志曾将《恧庵印存》送叔老过目，叔老睹物思人，感慨万端，援笔题识云：

恧庵印存当时只印一百部流传不广顷其华同志出示此册六十年前情景如在目前不胜感叹今原印献于天津艺术博物馆可谓得所矣一九七九年八月周叔弢记时年八十九

总之，叔老以一片爱国赤诚，竭尽毕生之精力，为国家、为人民辛勤搜集了如此之多的珍贵古籍文物，解放后又毫无保留地将这些珍品捐赠国家，对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我们在纪念叔老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批古籍文物保管好、整理好，使之为两个文明建设更好地发挥作用，庶其不负叔老捐赠珍藏有利国家、嘉惠后学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