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老花甲之年从政，荣任全国政协常委，后成天津市副市长

周叔老逝世后，《天津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介绍他的生平事迹，以极高的评价称：“周叔弢同志是一位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全国解放前，叔老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等书籍，并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有所了解，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统治，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深为不满，赞赏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天津解放前夕，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会了面。他利用三五俱乐部活动的机会及其他各种有利条件，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为迎接天津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叔老和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工商业者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天津的解放。九月间，他与爱国实业家李烛尘先生一起，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天津工商界到站热烈欢送。在中南海怀仁堂，周叔老第一次亲瞻了伟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的神采。毛主席在会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叔老兴奋地流下了热泪，他对我说这是他终生不能忘怀的。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议上，周叔老参与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参与和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参与了确定国都、国旗、国歌等大事。叔老参与了政事，庄严地行使了人民的权力，每当回忆这段情景，他总是非常激动。在这次会议上，他与李烛老同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〇年，周叔老以花甲之年，当选为天津市副市长。在刘秀峰同志来津任副市长之前，就是黄敬市长与叔老主持天津市政府的工作，叔老是第一任党外副市长。他以革命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任内十六年如一日，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分工所及，事必躬亲，对天津的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受到党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叔老从政之初，与黄敬市长相处三年，叔老十分珍视与黄敬同志之间的关系。叔老到旧花园大楼市政府去办公，作为非党干部，开始心情多少有点紧张，行动多少有点拘束。可是，黄敬市长的爽朗、真诚、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解除了紧张情绪。按当时市委对干部的要求、机关里七点半开始学习，他俩在一起按规定学习世界史、中国近代史，听南开大学教授的辅导课。由于市长们以身作则，认真学习，机关干部晨读很少有迟到、缺席的。这种以领导者带头的良好学风，多少年后，叔老仍为之神往。晨读后开始办公，市长、秘书长的办公会、碰头会以及有局、处长参加的专业性质会议，叔老都参加。有职有权，分工负责，密切合作。他作为副市长，除全面协助市长工作之外，还重点抓绿化、卫生等方面的工作。有一次，叔老到北京开会，返回天津，没顾得回家，首先给市园林局打电话，询问工作。凡属党交付给他的任务，他无不积极认真地去完成。

叔老从事实业多年，他担任副市长的初期，正当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所经营的企业，积极复工复业，发展生产，认真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不仅取得国营企业的信任和职工群众的拥护，而且博得同业的赞赏，在私营工商业中起到带头作用。当时，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下，解决著名的盛锡福劳资纠纷和在私营恒源纱厂建立劳资协商会议事例，在全国都是极有影响的。周叔老回忆起这些经历，谦虚地说自己参加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具体领会了党的城市工商业方针政策。一九五一年，华北行政委员会在天津举办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天津市极尽地主之谊，黄敬市长亲自指挥，叔老积极协助，动员全市工商企业协同各界人士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利用旧跑马场废址，搞了许多花钱不多、式样别致的竹篾建筑的展览大厅，从华北五省四市征集了大量的土特产品进行展览和交流。华北地区农、工、商各方面人士云集天津，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曲耀离，闻名全国人物刘胡兰烈士的母亲和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等应邀来津参观，市长、副市长亲自接见，叔老当时非常兴奋激动。大规模的物资交流，进一步扩大与巩固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和城乡关系，成绩蜚然。会后，天津市受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及有关党政领导的表扬。叔老回忆说：参加这些活动，学习了共产党人如何做工作，获益良多。

周叔老从政的五十年代初期，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斗争以及整风、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都能与共产党同心同德，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叔老衷心拥护，他所经营的企业率先于一九五四年实行公私合营，他担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成为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表率。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以来，他将全部定息上交国家。(www.xing528.com)

一九五四年，周叔老荣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从而又参加了国家最高一级的政务，有机会参加国务会议，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叔老曾和我谈起他多次会见毛主席的情景。一九五〇年中央召开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叔老以主管工商工作的副市长身分参加。叔老说：“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住所单独接见我，手中拿着我在会上的发言稿，非常亲切地垂询天津市工商业的情况，并对我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希望教育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我告辞的时候，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因为我的座车还没有来接我，毛主席亲自派秘书用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到寓所。”一九五七年二月，周叔老参加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那天，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与会者都在怀仁堂外边，吸烟的吸烟，交谈的交谈，毛主席吸着香烟，走出会堂，一眼看见了周叔老，便向他走过来，亲切地与他攀谈。毛主席说：“叔弢先生，你是实业家，搞水泥的专家，水泥这个东西，是哪些成份组成的呢？”他由于兴奋激动，一时之间。竟把本来记得很熟的水泥成分的方程式，说不上来了，仓促中只说：“主是成分就是石灰石。”事过多年，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同时他为没有能够完整回答毛主席所询问的水泥成分一事，一直感到歉疚。

十年动乱中，叔老虽然遭受迫害，但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坚信不疑。当他知道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制止“造反派”对他的批斗，并邀他参加一九六六年国庆大典，他备感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后来，他被通知进入了天津市“五·七”干校。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他仍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并且以大部分时间将自己八十来年的生活，作了一次回忆。他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内心无比愤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伟大战略目标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途充满了信心。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他以《热爱祖国热爱党》为题，撰文祝贺这个光荣节日的到来。他重温祖国的近代历史和他走过的道路，积九十年之经历，深切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千真万确、不可动摇的历史客观真理。他说：“我的幼年时代正值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剥削残酷，列强加紧侵略，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四岁的时候，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后订立了《中日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强占租界。从那时起，先进的爱国人士，即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求富求强的种子在先进的爱国人士中间发芽生根”。“距今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华民国建立，我是二十一岁的青年，对中国的进步富强充满了希望，但帝国主义支持着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民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救中国的迷梦。”接着他说：“回顾我的青壮年时代，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饱经忧患，也深知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老前辈们创办实业的艰难，在我大半生经营纺织和水泥工业的过程中，对所谓‘实业救国’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局限也逐步有了深切体验，实践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救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叔老在文章中，深情地回顾建国以来的经历，他说：“天津解放，我已经五十八岁，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建国之后，仅仅三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跟着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都提前完成。反右斗争之后，虽然工作上有所失误，但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还是克服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仍然是肯定的。”叔老回忆了六十年代以来的感受，他说：“十年动乱，损失空前，国民经济被推到崩溃的边缘，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粉碎了林彪、‘四人帮’，挽救了中国，挽救了党！”叔老高度赞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方面的新局而新成就，他说：“党中央已经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道路，为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条件和无限美好的光明远景”。他希望工商界一定要正确认清大好形势。

由于年事日高，叔老的两眼一度出现白内障，经中医治疗，效果很好，他极为高兴地表示：“我的眼睛大放光明。”他坚持读书、看报、学习，他常常对我说：“周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们一定要遵循总理的教导，身体力行。”《邓小平文选》一出版，叔老立即通读全书，而后又精读有关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的几篇论著，在天津政协和工商联的学习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提出：希望工商业者积极响应党提出的重新学习的号召，并且“要善于学习，要善于重新学习。”他恳切地勖勉工商业者要从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水平，提高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境界。当党中央宣布我国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并对原工商业者的进步和贡献作出较高评价之后，他更加注意改造自己，并提醒原工商业者一定要加强自我改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叔老和各界爱国老年人士在一起相互勖勉，要发挥余热。他已是九十高龄，自“文化大革命”后，也已不再担任政府职务，而他仍十分关心人大和政协的工作，担任了人大、政协的重要职务，还是天津国际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他不挂虚名，极力务实，认真参加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报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仍不辞辛苦，亲临生产建设第一线，视察工业生产、市政建设、农村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对各项工作提出积极建议。当天津建设取得新成就，他欢欣鼓舞，不顾年迈力衰，总要争取亲自看看。引滦入津、兴建立交桥和海河公园建成，他都去参观了，而且看得非常仔细，盛赞工程的成就。他说：“照这样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做下去，中华振兴，大有希望。”对于四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他非常关心。为加速经济建设、技术改造和技术革命而引进国外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他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为此做出努力，鼓励、动员工商界的行家里手积极参加咨询服务、人才培训和外贸联络等有关工作，贡献所长。当他得知天津工商联咨询服务工作支援兄弟地区和内蒙少数民族地区做出成绩时，表示非常高兴。

叔老热爱祖国，十分关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积极参加对台宣传工作，每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访，他都不顾年高，亲切热情地接待。他还以自己晚年的安乐和一九七五年重访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现今的四二二水泥厂）的亲见亲闻以及该厂生产发展的情况，告知海外工商界朋友，邀他们回大陆观光，为促进祖国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到他重病住院治疗期间，还十分关心党的整党工作，要求原工商业者要做党的诤友，诚恳地、坦率地、积极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党把整党工作搞好，领导中国人民前进。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