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族工商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成果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英年有为的周叔弢先生，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离开了家乡扬州。先赴上海，随后移居天津，一九一九年到青岛，随他的叔父周学熙经营实业，任职于青岛华新纱厂，为常务董事。一九二五年到唐山，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兼经理，同时兼天津华新纱厂经理。此后，又在滦州矿务、启新洋灰、耀华玻璃等公司任职。他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努力筹划经营这些企业，谋求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在北方实业界，他的作用与名望甚高。但是直到八十年代，他年逾九十的时候，谈及这一漫长的经历，他还总是谦逊地说自己“不是创业者”，而把华新、启新这些华北重要企业的创建、经营之功，归于周学熙和其他一些人。

叔老经营工商数十年，花费心血最多的首推华新与启新两大企业。华新厂属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最先创建的是青岛华新纱厂和唐山华新纱厂。华新原有“五厂之议”，计划在青岛、唐山、天津、卫辉、济南各办一个厂，并拟把济南厂办成“模范厂”。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反映了周学熙等北方实业家创建民族工业的雄心大志。创建实业有个曲折和艰难的过程，青岛华新纱厂的创建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据叔弢先生的堂妹周叔贞撰文所记：早年有一德国人在青岛的沧口地方办了一座缫丝厂，因经营不利而停办，留有厂房、机器。周馥退隐之后，寓居青岛，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周学熙离开民国财政总长之任，也到了青岛。周馥偕周学熙察看缫丝厂旧址，认为可以利用它兴办工厂，遂将其购下，改建棉纺厂，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了英国爱色利斯厂纱机五千锭。纱机未到而欧战起，日军占青岛，英商和记洋行强占缫丝厂旧址。后来，几经交涉，才得收回。另据周实之先生生前忆述，周学熙鉴于官方投资兴办工厂企业易受时局、战争等政治因素的牵制，青岛华新纱厂始建之时，既没有官方资金，也没有用商办兴华资本团的资金，而是由周学熙发起，在周氏家门内集资。周氏各房男女长幼都拿出“私房钱”认购股票，每股十元、十五元不等。叔弢先生认购股票十万元。一九一九年，叔弢先生离开天津赴青岛，任青岛华新厂常务董事，参与经营管理，这是他步入实业界之始。

青岛华新纱厂开工后的头一、两年，生产和经营情况都比较好，股东几乎“清一色”都是周氏一门的亲眷。大家信托于周学熙，却不干预厂里的事情，经理、董事之间易于统一意见，办事无多掣肘，便于管理，生产效率也逐步提高，所出棉纱质量较高。当时，竞争十分激烈，首先是日商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青岛大办纱厂。当华新纱厂筹建时，青岛还没有纺纱工业，可是就在华新厂交涉厂址期间，日商内山棉纺厂先于华新建成开工，成为青岛的第一家纺纱厂。这时“一比一”的竞争还不算尖锐，及至大康、隆兴、公大、富士、宝来五家日商厂先后建成投产，华新就处于“一对六”的境地。随后又有丰田等厂建成开工，华新更处在日本纱厂的包围之中，竞争激烈而艰苦。周学熙为华新指授方略，正副经理裴伯航、吴伯僧和周学熙之子周志俊主厂务。随后，周志俊受父命赴欧美考察纺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周叔弢与裴、吴诸经理主事青厂，他的谦虚谨慎、办事认真和卓越才干，都得到上辈企业家的器重。当华新卫辉厂兴建后，该厂的主要负责人、华北知名的企业家王筱汀，恳邀周叔弢到卫辉主事于新厂。这样，周叔弢先生离开青岛，前往卫辉。

青岛华新纱厂在竞争激烈、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以周氏为主力，全厂职工尽心合作，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诸方面，出奇制胜，扩建织布、染色、印花车间，使之成为工序完整的纺、织、印、染工厂。这样的全能厂，是为当时国内纺织工业中的佼佼者。这就既为日商所忌，也为日本侵华势力所不容。日商妄图以强压弱，多次提出要收购青岛华新纺织印染厂，遭到厂方断然拒绝。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多番逼购，华新厂上下同心，坚持斗争，力拒强敌，一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登陆，日商宝来纱厂强迫购买该厂，华新厂职工同舟共济，及时转移沪上，由周志俊为经理，开办信和纱厂，惨淡经营。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一年多反复交涉，终将青岛华新厂收回，以上海信和纱厂之人力物力复员青岛，青岛华新纺织印染厂得以恢复。叔老生前强调自己没有经历华新纺织厂创建中所经忧患的全过程，但也由此，使他深知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前辈创办实业的艰难，同时也使他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局限，有了初步认识。后来，他终于能够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救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卫辉华新纱厂是与唐山华新纱厂同时筹建的。这两个厂的资本都是由兴华资本团筹付。筹建时间，纱锭定额，建厂规模等完全相同，堪称一对“孪生兄弟”。卫厂位于河南的卫辉府（今汲县），兴华资本团的首脑王筱汀等都是卫辉人士，他们鉴于家乡地瘠民贫，想开办纱厂以利乡梓，同时因河南为产棉区，办纱厂可就近收购原棉，还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途径，取得廉价的劳动力，有利可图。于是，在津筹集资金时，他们极力倡导、支持卫厂的建立。王筱汀等民族实业界诸前辈对少年老成的周叔弢极为器重，力邀他到卫辉华新纱厂。

卫辉华新纱厂厂址在城外西北隅，其地本不宜办纱厂：第一，交通不便；第二，机械修配、应用物料等都须取自天津，即原棉也须取自豫北彰德、冀南顺德，远途转运费时耗力；第三，唐、卫两厂的办事处同设在天津英租界福善里，与卫厂远隔千里之遥，鞭长莫及，指挥不便。因此，唐、卫两厂相比，尽管投资等方面的条件基本相同，而卫厂却失了“地利”，当时在兴华资本团内部集资，股东们也多踌躇不前。叔弢先生虽作了许多努力，但困难重重，难以克服，加以肺结核病又侵噬着他的健康，使他不得不离开卫辉，来天津就医。

叔弢先生在天津就医养病将近三年。后来，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董事们推荐并决定敦聘叔弢先生担任唐山华新纺纱厂的经理。(www.xing528.com)

唐山华新厂是叔弢先生涉足实业界、付出心血最多的一个企业，也是他实历工商的往事中遗憾最深的一番经历。唐山厂最大的股东是启新洋灰公司与滦州煤矿公司，故而既得启新主办，又得滦矿辅助，即电力一项，由滦矿供应，不仅省了原动力的设备等费用，而且电价也从启新、滦矿得到优惠。唐厂的纺场采用脊楼式结构，这在当时可算最新式的了。原来唐厂与卫厂计划各为一万二千纱锭的规模，后来，又决定以向英商订购的两万四千锭全部装备唐厂，生产规模比原计划扩大了一倍。叔弢先生抵达唐厂的时候，久运不到的英商机器运到了，他亲自参加了从开箱、安装机器，一直到试车、投产的全过程。当年，作为一厂的经理，能够和工人师傅一起实干，可称得起难能可贵。他不辞辛劳地参与了唐厂的建设，并从中掌握了棉纱生产的全面知识。他热切希望为发展民族工业增添一分力量，希望华北的棉纺业与江南同行并驾齐驱。尽管厂子在创建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但在最初的几年里，生产还是稳定的，年年有盈利，对生产设备也力求更新改进，如增添喷雾设备于纺场，改进了车间的照明，并相应改革了一些陈腐的管理规章制度，极力追赶无锡、上海等地同行业的厂家，提高棉纱产质量，争取市场。作为一厂经理的周叔弢先生，具有新型实业家的才干，把唐厂办得很有成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经济方面的渗透无孔不入。对凡属局面较大、利润较高的私人企业不论工厂、商店，都以所谓“入股”、“合作”的方式，实行吞併。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方提出向唐山华新纱厂“入股”。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工农商学敌忾同仇，叔弢先生重民族气节，富有爱国心，自然不能接受敌方“入股”。他先是相应不理，而日方也不肯善罢甘休，以“不合作即不能保证工厂安全”相威胁。厂方采取拖延的办法，拖到“冀东事变”，日本侵略者操办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粉墨登场，汉奸殷汝耕狐假虎威，视唐山华新纱厂为禁脔，非攫取不可。日伪汉奸凶焰咄咄逼人，叔弢先生无可奈何，被迫避入天津。“七·七”事变后，敌伪更加肆无忌惮，先以“合股经营”侵入该厂，不久便吞併了它。

叔弢先生离唐来津不久，又就任天津华新纺织厂的经理。天津华新厂创办于欧战停止前中国棉纺业的黄金时代，厂房、机器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生产“五子”牌（以五个小男孩为主体结构的图案）商标棉纱，粗细支规格全，质量好，畅销华北各地，著名的高阳棉布就是用“五子”棉纱织成的。“五子”棉纱在市场上享有盛誉，工厂获利丰厚。为使“五子”纱名牌不倒，华新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着力经营，针对生产与经营管理诸方面的弊端，蓄意整顿改革。为此，董事会坚决要叔弢先生接替经理职务。叔弢先生任职后，调整人事，改革了一些不利于生产的陈规旧制，从棉纱业比较发达的江南无锡等地敦聘技师、熟练工人，充实工厂的技术力量。当时，办企业人才难得，叔弢先生非常注重人才，对周学熙当年创办棉业传习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很为重用。那时，尽管叔弢先生对津厂倾注了许多心血，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步步入侵，津厂也无法逃脱被蚕食鲸吞的厄运。工厂被迫售予日商钟渊公司，改名为“公大七厂”。这件事使叔弢先生深感痛心，时过数十年，每当他回忆往事，总是沉痛地负疚自责。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之软弱是带有普遍性的。日商钟渊公司凭仗其帝国侵华势力，大量倾销日纱，使华商纱厂处于困境，进而达到垄断中国纺织业的目的。华新津厂资金周转拮据，举债无门，对该厂早已虎视眈眈的钟渊，趁人之危，放出收买该厂的风声。作为经理而非股东的叔弢先生向股东会报告了经营困难情况，绝大多数股东的意见是停产卖厂。先生苦于自己“回春无术”，几经挣扎，最后还是由钟渊出钱，公大出面，以一百二十万元买去华新津厂。

周叔老与启新洋灰公司的关系也是很深远的，他是这个企业早期的股东，又是最末任的总经理。启新洋灰公司创办的经过，反映了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内封建统治、国际资本主义作斗争，从而取得生存、发展的历史事实。同时，它作为我国早年的民族工业，实开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河，对于北洋实业有过积极的影响，它所生产的“马牌”洋灰，在与外国水泥的竞争中发挥过中流砥柱的作用。叔老在回忆他与启新的关系时，总是说：启新是个老企业，前一阶段，自己没参加，后一阶段也未直接介入，出任总经理则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事情。叔老的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是在一九〇七年，当时叔老年方弱冠，正在扬州守制，他的四叔周学熙自天津书召周氏各房伯叔弟兄向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投资。

“洋灰”原是舶来品，当时，在国内尚无通用名称，根据原文Cement直译为“细棉土”。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北洋海军的军事需要，指派观察唐廷枢在唐山办细棉土厂，为海军军事工程及开平煤矿运输铁道的建筑提供细棉土。那时国内能够自行生产细棉土，减少白银外流，实属难能可贵之举。可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旧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更缺少创办新兴化工专业的人才，唐山细棉土厂所用之原料——黏土，竟取自广东香山，千里迢迢运来，成本高昂，加之制造不得法，产品质量差，数量少，价格高，开工不久，即将资金赔尽，苟延残喘近十年，终以赔累不堪而停办。直到一八九六年，周学熙督办开平矿务，鉴于细棉土厂停产，所欠开平债务，归还无望，决定重开细棉土厂。一九〇〇年，周学熙升任开平矿局总办，细棉土厂得以重新开工生产，由开平矿局任命李希明（士鉴）为经理，经天津税务司英国人德璀琳介绍，聘德国人昆德为技师。又在唐山附近找到坊圹黑土，经勘采化验证明这种土正是制造洋灰的上等黏土，从此就地取材，解决了成本过高的主要问题。另外，在生产技术与设备等方面都作了改进，细棉土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可是储煤量极为丰富的开平矿和中国人自办的细棉土厂，早已为帝国主义及其商人所觊觎。庚子事变造成帝国主义者可乘之机，开平矿务局美籍矿师胡华、细棉土厂技师德国人昆德及英国人德璀琳等人，沆瀣一气，有恃无恐，用欺压诱骗等卑劣手段，盗取开平权益，细棉土厂也成为受殃池鱼。庚子役后，清廷惧帝国主义者如虎狼，直至一九〇三年，才诉诸英伦法庭，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直到一九〇五年，这场轇轕之案，总算是以中国方面胜诉而了结。

唐山细棉土厂原属清政府官办企业，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该厂的权益，周学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又卓有远见地突破重重困难，挣脱官方、官僚资本的束缚，创办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在当时，无论北洋或国内其他各地，都还没有这种性质的企业。据叔老健在时的回忆：那时候他正侍奉太夫人在扬州守制，得他的四叔周学熙书召之后，当即与他的二哥仲衡、四弟季木、五弟五祥各投一万元，他的长兄美权投资二万元；除长房之外，二房、七房、九房的叔伯弟兄都有投资。周学熙作为周氏族人向启新投资的总代表，周氏父辈的宦囊、盐商盈利的一部分转化为工业投资。周学熙为启新招商股一百万元，自非周氏一门财力所能办到的，据说当时山海关有一殷实富户聂雨田，景慕周学熙的为人，卖掉一批田地房产，向启新投资，成为启新早期的大股东。其他商绅如盐富首户李颂臣、李益臣等，都向启新投资，也是早期的大股东。叔老曾诙谐地说，自己这一万元的股东，在初期，与企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一九二九年，启新扩充董事会监察人的名额，叔弢先生被举荐。按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任期三年，监察人任期为一年；监察人可进而为董事；董事晋常董后，则有充当经理、协理的资格。在启新这样的企业里，人事职权上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而在一年一度的改选中，董事们大多是尊重叔弢先生的，先生被连选连任，当了十多年的监察人。叔老对于名位看得十分淡泊。到了一九四四年，在各方面呼声甚高的情况下，先生被选为董事，继而担任了协理。同年十二月，叔老出任公司的总经理。他曾经跟我谈到，那时候经营一个企业，办好工厂，很不容易。但是主要一条，必须是善于用人，必须选贤与能，选择正直可靠而又有能力的人，对于不称职的人，坚决裁掉。叔老在启新，实行得坚决，收效也好。叔老经营企业的这一点体会，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