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天子无私，国民有私的观念探析

即便是理论上归皇帝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即内藏库拨给皇室的日常用度，皇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的支配权。这是因为宋朝实行“以外统内”的制度，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还会受到宰相的查问。宋仁宗用自己的私房钱赏赐入内廷做法事的僧人：“众僧各赐紫罗一疋。”却因为担心被台谏抓住不放，只好交代获赏的僧人，将紫罗藏在怀里，悄悄出去，不要被人撞见：“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内，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弄得像做贼似的。

传统中国有一项古老的制度：“惟王不会。”意思是说，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库的法理基础，即天子私库有多少财富，都归天子挥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对“惟王不会”的传统提出了质疑，南宋士大夫韩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则不会，其余则太宰未尝不受其会，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应辰也称：“王之用度，虽曰不会，要不出乎式也。”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须接受制度的约束。朱熹更是主张：“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宋朝皇室的日常用度，也确实受到制度性的线束。比如内廷要造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不过数十文钱，但按宋代的“条贯”（法律），须经过政府层层审批，“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宋朝的立法者认为，此条贯可“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

再如发生仁宗朝的一则故事：后宫嫔妃要“进官”（类似于评职称，进一级可增加月钱），例经政府批准，不是皇帝一人可定。“有请降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原来使不得！’上（仁宗）但笑而遣之。”皇帝也不能随便给自己的妃子增工资。仁宗本人“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堂堂一国之君，想吃一次糟淮白鱼，竟然因为“不得取食味于四方”的祖宗旧制，而吃不到。后来还是老家在寿州的宰相吕夷简献了两奁，仁宗皇帝才过了一把“糟淮白鱼”的瘾。

再如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其时宰相乃是赵鼎、张浚。可知宋朝宰相有权过问内廷的日常开支。(www.xing528.com)

被《时代》杂志评为史上第三富的宋神宗本人，生活也极节俭。据王安石说：“臣见陛下（神宗）于殿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靡费于结络。”不妨设想一下，按照宋朝条贯，如果宋神宗挥霍无度，也必为大臣阻止。

今天许多人都以为，“家天下”时代嘛，天下皆为天子所私有。其实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并非“天下归天子私有”，而是“王者无私”。国民需要拥有明晰的私有产权，但天子不应该有私属财产。《时代》将宋代君主推上史上最富有排行榜，显然是因为不能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与宋人的公私观念。

15年前，即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曾推出一个近1000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人榜单，其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元代皇帝忽必烈、明代权监刘瑾、清代权臣和珅、晚清十三行大商人伍秉鉴和民国金融家宋子文上榜。没有宋神宗。我觉得，这个榜单比《时代》杂志的那个史上最富榜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