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内藏库不是皇帝私财

一般情况下，宋朝国库的支出用于政府的公共开支。而皇家的用度，则一般取自内藏库。所以《宋史》的编撰者认为：“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宋代的内藏库的确具有天子私库的性质，比如宋太宗在内廷置内藏库时，“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内藏库的勾当官以宫廷内侍充任；有一段时间，“内藏库出纳，外臣不得预闻，故膳服之费、赐予之费、玩好之费，惟上之旨”。

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熙宁、元丰年间内藏库有多少积蓄，便说明神宗皇帝有多少私财呢？

也不可以这么说。因为内藏库又不仅仅是天子私库。实际上，宋朝的内藏库还具备公共财政的功能，这一点跟汉代的少府、唐代的琼林库与大盈库大不一样。

内藏库的前身为宋太祖创立的封桩库。《宋史·食货志》载：“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太宗继位之后，封桩库改称内藏库。宋人笔记的记述更有戏剧性：“太祖皇帝削平僭伪诸国，收其帑藏金帛之积，归于京师，贮之别库，号曰‘封桩库’。凡岁终国用羡赢之数皆入焉。尝密谕近臣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会太祖上仙，其事亦寝。太宗改为右藏库，今为内藏库。”

总之，从设立的初衷来看，内藏库与其说是“天子之别藏”，不如说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库。这其实也是宋人的共识，如宋真宗说：“内藏库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宋仁宗说：“国家禁钱，本无内外，盖以助经费耳。”司马光说：“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

从内藏库物资的实际应用来看，内藏库也更像是战略储备库，而非天子私藏。尽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均取之内藏库，但这部分的支出只占极小的比重，内藏库更重要的开支，乃是用于国家的公共事务，包括：①弥补国家财政用度之不足，“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②赞助军费，如“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③赈灾恤贫，如设于京师的福利机构福田院的经费，即来自内藏库，宋英宗“岁出内藏钱五百万”支持福田院；④熙宁变法期间，朝廷广置官立商业机构，其本钱也多取自内藏库，如神宗皇帝曾经下诏：“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其条约委三司本司详定以闻。”等等。

宋代内藏库的战略储备功能与公共财政功能，是之前几代王朝的皇室私库所不具备的。因此，尽管编撰《文献通考》的宋末人马端临将宋之内藏库与汉之少府、唐之琼林库相提并论，但宋朝人苏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苏辙强调的正是内藏库区别于前朝天子私库的公共功能。(www.xing528.com)

从内藏库的日常管理来看，虽说宋太宗时，“外庭不得预其（内藏库）事”（这当然体现了内藏库的天子私库色彩），但太宗又解释说，“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而且，实际上，外臣对于内藏钱的使用还是握有发言权的。

宋仁宗至和年间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由于入中钱粮、换取钞引的商人日益增加，榷货务的现钱不足，以至于“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钞引持有人往往要在京师等候几年，才能兑现到现钱。许多人等不了，干脆“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其钞每百千止鬻六十千”，即打六折卖给交引商。换句话说，钞引的市场价贬值了。这时，有人向仁宗皇帝提议说：“今若出内藏库钱二百万缗，量增价收市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

仁宗一听，有道理啊，便采纳了这个建议，“出内藏库钱二百万缗”。但此举受到谏官范镇的反对。范镇说：“内藏库、榷货务同是国家之物，岂有榷货务固欲滞商人算钞，而令内藏库乘贱以买之。与民争利，伤体坏法，莫此为甚。”仁宗皇帝只好撤回成命，叫停与民争利之举。

宋神宗在位期间，内藏库加速向公共财政机构转化，“元丰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纳，而奉宸库则隶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无内外之异也”，将内藏库划归户部管理，天子私库的色彩被淡化。宋哲宗元祐年间，又“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即内藏库须接受政府的审计。

可以说，宋代内藏库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天子私库的色彩，又有公共财政的性质，特别在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公共财政性质更是得到强化。因此，即使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储蓄堆积如山，也不可以将这批财富当成神宗皇帝的私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