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首先混淆了国民财富与皇家财产之间的界限——准确地说,他们或不相信宋代中国存在着一条这样的界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财富难道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么?
在推行家产制的草原汗国,“黄金家族”确实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产都当成自己的私产,“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但在宋朝,宋人并不认为天下为君主私有,一位士大夫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假如宋神宗时代的国内生产总值真的占全世界30%,但这个财富也是国家、国民的财富,并不是宋神宗自己的私有财产。赵顼本人也绝不敢将国家与国民的财产据为私产。
其次,《时代》杂志混淆了国家财政与天子私财之间的界限。宋神宗在位期间,经过志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政府确实积累了庞大的财富量。用宋人的话来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财富归国家财政所有,可不是赵氏皇帝的家产。(www.xing528.com)
钱宾四先生曾指出:“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室与政府分开的一个表现,便是皇室经费与政府财政的分立。宾四先生在介绍汉代政治制度时说,汉朝的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这套制度延续至唐宋,只不过机构的名称改变了。唐代的国家财政机构为转运司、度支司,而皇室私库则为琼林、大盈二库。宋朝的国家收入也分属户部、三司控制的国库与独立于国库系统的内藏库。
国库非君主之私产。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宋代国库的这一性质。宋真宗时,“帑藏盈溢,其名数皆籍于三司,其总数在三司使得之”。皇帝并不掌握国家财政的统计数目。真宗“屡欲知其数,宰相李文靖公沆终不肯令供。恐其知数而广用也”。皇帝想知道国库储存几何,多次找财政部要报表,但每一次都被宰相李沆拒绝掉,说皇上您不需要知道国家财政的数目。这事情要是发生在中世纪英伦,恐怕要被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书特写,但发生在宋朝,就鲜为人知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